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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现扎巴
全国格萨尔抢救工作中，扎巴是被发现的第一位优秀艺人。提到发现扎巴，我们首先必须把目光投向一位著名的藏学家-平措次仁⑶及群培。
1978年，在北京中央翻译局完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翻译工作后，回到拉萨的平措次仁，在西藏大学的前身，西藏师范学院藏史研究室任主任，1978年底，西藏农牧学院的群培老师得知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来拉萨看病，就到师范学院找到了平措次仁和登真(时任藏史研究室的书记)。鉴于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他们又拿到了一个小册子《国外藏学研究动态》，看到上面刊登了有关国外搜集、研究藏族史诗格萨尔的一些情况，感到国外的研究好于国内，这有些本末倒置，而此时小有名气的说唱艺人扎巴在拉萨出现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抢救格萨尔的机会，于是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在得到当时的师范学院拉巴平措等领导同意后，于1978年12月把扎巴请到师范学院进行录音。这就是扎巴老艺人被发现的初始⑷。
在得到了西藏师范学院院领导的支持后，1979年藏史研究室把抢救扎巴说唱的格萨尔作为主要工作之一。当时经费十分困难，时任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备组组长多吉才旦同志资助了500元，西藏文联筹备组的负责人张耀民同志给了一台录音机，就这样抢救格萨尔的工作开始了。1978年第一次请扎巴来学校说唱录音时，开始他不敢讲，因为，在文革中，他曾被迫立下了誓言：“永远不再唱格萨尔，绝不再毒害别人。”经过耐心的解释，又经院教务处开出证明，说明这是政府请他来唱的，他才同意说唱。就在师范学院礼堂隔壁的会议室里，扎巴开始说唱了格萨尔的《门岭》，大约录了15天，由于当时的经费、录音技术等问题，没能继续完成录音，由工作组派强俄巴·次央把扎巴老人送上了返回林芝的班车。
此前，扎巴经常来拉萨说唱，有时还被请到上层人士家中说唱，拉萨功德林(贵族官衔)就曾请他前去说唱，所以对拉萨的贵族比较熟悉。当他第一次见到强俄巴·次央时，她只是一位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扎巴见她说话、举止与众不同，十分有礼貌且对老人使用敬语，就猜测她一定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于是便问她家住在拉萨什么地方?次央用敬语回答后，他说：你很有礼貌，肯定不是来自一般家庭，是哪个贵族家的孩子?当得知她来自强俄巴家族的时候，老人很高兴说，原来如此，你的外祖父占东·居美嘉措，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曾当过藏政府的噶伦，对藏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也十分喜爱格萨尔，经常请艺人到家里说唱，对艺人很好。此后，在一起工作的日子里⑸，扎巴对次央很友好，并关怀有加，亲切地叫她普莫(藏语为姑娘)，当大家在一起吃饭时，他还叮嘱其他人一定要给次央最干净的餐具和食物。
经过学校领导及专家对扎巴试录部分的鉴定，认为扎巴是一位优秀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他的说唱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抢救，于是在1979年3月下旬，当时的师范学院成立了由登真同志任组长，洛桑顿旦、旺堆、强巴旺秋、强俄巴·次央为成员的抢救小组，赴林芝地区开始对扎巴进行录音抢救工作。这一工作一直延续至1981年⑹。
发现扎巴对全国的格萨尔抢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西藏地区是最早成立格萨尔抢救小组，并开展工作的省区。首先西藏自治区党委于1980年4 月3日批复了自治区宣传部《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报告》，正式发出了1980年第5号文件，批转了宣传部的报告，决定成立抢救格萨尔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给与编制并拨专项经费，以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展。
而在全国，1980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主持召开的峨眉山会议(即全国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上，抢救格萨尔的工作还主要偏重于对文本的搜集、整理、翻译及研究上⑺，当时代表西藏出席此次会议的平措(时任西藏师范学院宣传部长)汇报了发现会说唱31部的艺人扎巴并开始抢救的情况，给与会同志以极大鼓舞，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扎巴老人作为第一个被发现的优秀艺人，被称作“国宝”，给全国抢救工作带来了一片光明，让人们看到史诗格萨尔仍然“活”在民间，仍在被民间说唱艺人传唱。此次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抢”字第一，在抢救工作方面，会上强调“应向西藏学习”。此后，学界开始意识到抢救说唱艺人的紧迫性与重要性，而全国的格萨尔抢救工作也开始把视角转向对于说唱艺人的抢救，此后才开展了在全国藏区对艺人的普查，以及格萨尔说唱艺人被请进研究机构进行专门的录音。
3、 请进西藏最高学府
扎巴1906年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边坝县一个贫苦农奴家中，由于生活所迫，年轻时便离开家乡开始了漫漫流浪生涯，以说唱格萨尔为生。他的足迹遍及西藏高原的神山、圣地。民主改革时，他带领一家人落脚于林芝地区成为了一名道班工人。由于常年说唱格萨尔，在文革中被批斗，并被逼迫发誓“永不说唱格萨尔”。改革开放后的70年代末，当西藏师范学院的老师找到扎巴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然而，扎巴作为一位退休工人，凭着他热爱祖国、民族和人民的基本觉悟，凭着对格萨尔王执着的崇拜和敬仰，不顾自己曾经蒙受的责难，及被迫立下的誓言，在终止了十余年的说唱之后，义无返顾地重新开始了他的说唱生涯。为了使他晚年能够专心说唱，经自治区有关部门批准，西藏师范学院把老人及其家人接到拉萨，安置了他的家人(解决了他及其亲属共13人的拉萨户口)，提供了住房及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还配备了专车，使他能够潜心于格萨尔的说唱录音工作。
对于抢救小组来说，录音、记录整理艺人说唱的格萨尔是个崭新的课题，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而对于扎巴来说，以往的说唱都是面对民众自然状态的说唱，此时要根据抢救小组的要求，面对着录音机说唱，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同时工作人员也需要与扎巴老人不断磨合，以共同完成抢救工作。
合作之初，他们请扎巴说唱《门岭之战》部，待把录音部分笔录成文字后，登真老师发现内容不够连贯，前后有些矛盾，就向扎巴请教，当把第一页念给他听后，老人不满意地说：这不是我唱的，我在西藏的艺人中不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也不是这个(他伸出小拇指)，是这个(他伸出食指)，意为他在西藏说唱艺人中，如果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起码是比较好的。怎么会唱成这个样子?后来登真把他的说唱录音放给他听后，他承认是自己没唱好。原来老人自有想法，他说，过去有权势的人记录过，没有整理好，如今抢救小组里，除了登真外都是年轻人，怎么可以作好?原来是老人不信任他们。经过耐心的解释工作，他终于放下心来，认真与抢救小组配合，开始了录音工作。
在抢救扎巴的实践中，他们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程序，首先，考虑到扎巴年事已高，他们制定了抢救录音要择缺、择优的原则，没有按照史诗的前后顺序录音，而是首先录扎巴说唱的独具特色的部分以及他自己独有的章部，这样，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扎巴说唱的两个珍贵孤本《霍其巴山羊宗》和《巴嘎拉国王》被保存了下来，这是其他艺人说唱中没有的部分。
录音、笔录、整理是最基本的三项工作。抢救小组作了分工，笔录主要由扎西旺堆和强巴旺秋承担，登真和洛桑顿丹做整理工作。
经过长期、认真地工作，他们积累了三种本子：第一种是笔录下来的原始手写记录本，第二种是经过整理后的资料本。由于前两种本子都是工作人员用藏文手写体乌美体(dbu-med)写的，而出版社的打字录入人员看不懂这种文体，他们又请专人(边央)用藏文印刷体乌坚体(dbu-can)重新抄录一遍，成为第三种准备出版的本子，这三种本子反映了抢救扎巴艺人工作的全过程，体现了他们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尊重与工作的细致入微。这三种本子忠实地记录了扎巴说唱的格萨尔从原始说唱形态到定稿为书面文本的全过程，为人们从事民间口传资料的整理积累了经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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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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