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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非遗保护在国际层面之所以赢得广泛好评，
与我国专业学者在了解国际非遗工作理念、参与国际非遗工作实践的同时，
立足国情，摸索适合于我国国体政体和民众心态的非遗保护方法及其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又“土”又“洋”的民间文化研究者——这是大家给朝戈金的评价。他笑言：“前一天还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上做田野考察，睡毡房，挨蚊子咬;第二天又飞到巴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见解，传递中国学者的声音。穿插于边远民族地区和国际学术场合，这也多少是我的工作常态。”
顶着一长串国内外学术头衔的朝戈金，并不完全是学究式的专家。他一边深入中国的乡野边地，寻访民间艺人，进行田野调查;一边积极走出国门，不遗余力地向国际人文学界介绍中国的学术观点和文化传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肯定。
朝戈金的学术步履启程于对作家作品和作家创作的研究探讨，如今，他在这方面仍偶有涉猎。随着学养的日渐深厚、视野的不断开阔及在目标学术领域的扎实耕作，朝戈金已将主要研究范畴定位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重在探究民间知识与文化。
国际讲坛上的中国声音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举行的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第31届大会上，您全票当选该理事会主席。据了解，这是中国大陆学者首次在此类顶级国际学术机构中担任首席领导职务。请谈谈您在此类国际学术机构任职的感受和经验。
朝戈金：这里有必要谈谈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成立的背景。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49年，以“打破学术封闭，消除相互隔膜”为宗旨。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更凸显了这个宗旨的历史意义。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极力倡导下，三个国际性组织先后成立，分别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及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H)。
目前，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业务活动覆盖和联合了世界上几百个哲学、人文科学领域的学会。理事会的重要学术刊物《第欧根尼》以英、法、阿拉伯、中文四种文字出版，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理事会以往召开的各类大会，都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或总干事代表赴会致辞。
该理事会现有十几个国际联盟级别的成员组织，例如国际学术院联盟、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国际语言学常设委员会、国际古典研究学会联盟、国际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联盟、国际宗教史协会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学部委员黄长著、卓新平，考古所研究员安家瑶以及我自己，都先后担任过该理事会副主席一职。
我曾经担任了两届该理事会副主席，按照章程不能连任了，却意外地被推举为主席人选，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日渐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影响日渐凸显，加上我和理事会各位执委，尤其是领导层在学术理念上有不少共通之处，能够共同做事。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市场高度统合、环境恶化问题突出。另外，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宗教、族群、国家和文化冲突都令人担忧。因此，应对各类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一些更为宏大的命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文明间的融通、文明进步的规律等，则被这些现实问题所淡化。于是，便出现了当今学术领域的一大病症——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日渐凋敝和暗淡。有美国学者曾撰文，对古典学这一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核心学科在教育领域的衰落发出感慨。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很大的学术灾难。我赞同这种观点，即忽略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后果将十分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后果的出现？本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将就此作出哪些努力？
朝戈金：重新强调人文科学的意义不可替代，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本届理事会的首要工作，是推动召开首届世界人文大会。经过多方努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这次会议拟定于2017年秋季在比利时列日召开。届时预计将有来自60余个国家的学术组织、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参加，以期反思人文科学的使命，呼吁国际社会调整政策，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也将是我在任期间的一大重要工作。
当然，协调好众多国际学术组织，设计好各类学术论坛的主题，需要整个理事会的共同努力，需要会议举办方的鼎力相助。这里，还应提及理事会的前任主席阿达玛·萨玛赛扣先生，他是竭力支持并推动举办这次世界性人文大会的核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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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5月11日第7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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