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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个案研究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但在实践过程中，个案研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指出，随着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对独特个案的描述与分析越来越无法体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个案研究是民俗学研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应该如何评价个案研究在民俗学研究中的价值?优秀的个案研究具备哪些要素?如何进行富于创造性的个案研究?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应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CFN小编注）研究员尹虎彬。
个案研究推动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网：个案研究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您看来，在民俗学研究中，个案研究方法从何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确立其严肃的方法论科学性?
尹虎彬：在展开正题讨论之前，我们不妨把话题扯远一点。对于人类历史而言，十九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由英国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改变。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一些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学科即产生于这个时代，并且出现了许多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理论。与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最为紧密的是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许多大的理论都产生于十九世纪。以民俗学而言，神话学派、流传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等这样一些大的理论，这些理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体系庞大，难以证伪。一般来说，民俗学研究传承，人类学研究文化，社会学研究社会，这些都决定了这些学科多少都有实证研究的特点。民俗学起源于英国。英国民俗学起初与社会人类学相混，受进化论影响，强调传统。安德鲁?兰称之为“遗留物”的科学。泰勒在《原始文化》里第一次使用“遗留物”这个词。弗雷泽《金枝》(1890)显示原始植物崇拜残余在现代农民中的存在。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民俗学是18-19世纪之交欧洲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产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俗学与民族国家力量相互交织，直到20世纪初，每个国家仍然在探讨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在方法论上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为代表的传统模式得到充分发展。二战后民俗学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新民俗学”，人们把行为科学引入民俗学文本的研究之中，逐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田野调查的资料的基础上。这一发展模式突出地反映在人们从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研究。劳里?航柯的功能主义范式更加关注语境，关注民间文学的生产者，而不是民俗的产品;关注口头传统的生态学，关注田野作业。基于田野作业的个案研究是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的基石。晚近民俗学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民俗学出现了综合性研究的新趋势，从以文本为基础的研究转向以民族志为导向的田野研究。其次，民俗学者试图在民众的言语行为中确定文本、文类和表演，研究民间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同时关注研究者对于结构材料、建构意义所起的作用，注意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作业中进行自我定位。第三，民俗学者从大的历史视野中，从特定社区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民间信仰等多个方面，揭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文化遗产打造、展示、和利用过程中研究国家及其知识精英与民众的互动。以上这些大多是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的。
个案研究可能成为后期理论的生发点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学者质疑，个案研究流于知识的碎片化，难以上升到总体推论和理论的高度，您如何看这种质疑?就您所从事的民俗学学科来看，个案研究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
尹虎彬：这种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假设从事个案研究者没有学科的基本训练，没有理论高度和学理上的自觉性，缺乏学科的历史底蕴，他的研究就可能流于碎片化。我要说的是，碎片化并非个案研究的先天缺陷。任何形式的研究可以成为碎片化的可能。即便是纯粹的理论探讨，也充斥了碎片化的思想。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最近以来人文学者的综合素质滑落造成的。说的具体一些，那就是他们在从事研究之前，学术背景不大清楚，方向不够明确，采用的方法比较盲目。因此，造成了照搬套用，缺乏创造性。至于说到个案研究是否必须要有总体上的理论高度，我们还得具体地看问题，辩证地思考，全面地进行定位。有些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有些提供了新的视角，有些是补正了已经有的理论，情况是复杂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直接地划等号。具体到一个学者的而言，也具有阶段性，早期的个案研究可能成为后期的理论生发点，或者成为同时代人的理论生发点。总之，个案研究和理论突破不总是必然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许多情况下，总体推论或者理论思考可以是某个不从事个案研究者的专长。例如，匈牙利萨满教研究者埃利亚德，他并非萨满教的个案研究者，他却写出了很有影响的萨满教理论著作。
在民俗学领域，个案研究的意义是为许多学者感同身受的。科学研究的质量取决于论据的质量，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哈佛大学图书馆“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它是帕里口头诗歌学说的资料基础。它是一个被反复利用的以供科学研究的或的实验室的记录。为了获得与事实进行类比的第一手资料，帕里在1933年到南斯拉夫进行田野调查，后来又于1935年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次他利用了新的录音设备，对西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语地区的口头传统史诗进行了充分的采集。其资料的规模、完整性、耐久性，对口头文学研究历史来说都是空前的。帕里1933年至1935年速记的规模宏富的资料，就是今天哈佛大学图书馆“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精华部分。它包括12000个独立的文本，3500个录制12英寸铝制录音圆盘。此外还珍藏采录的最长最完整的史诗歌，最长的一部超过13000行。
个案研究以田野作业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在材料的质量掌控、可验证性方面是其他形式的材料所不具备的。同时，人们所直接观察到的文化事象，它们大多是可以反复观察的，这就为长时段的现地观察奠定了基础，因此也适合不断调整人们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这种统一性是由田野实践来完成的。最为重要的是，一个活形态的文化事象是综合的、复杂的，这也决定了个案研究的难度。个案研究恰恰能够检验研究者的综合素养和专业化的水准。至于说个案研究有什么学术价值，我在下面还会涉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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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5年06月25日 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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