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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遗保护为己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年来持续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传承工作。我们了解到，您担任会长的中国民俗学会新近当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评审机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学术组织在国际非遗评审方面赢得了更多的发言权？
朝戈金：2014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常委会上，中国民俗学会竞选成功，跻身六个非政府组织“审查机构”之一，并从今年开始，将连续三年全面参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及国际援助四类申报项目的国际评审工作。
这个资格的获得非比寻常，是方方面面努力的结果。由于涉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工作的保密原则，在此不能详述，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在我就任中国民俗学会会长的这些年中，倡导并践行国际合作和国际参与的理念，始终是我所热心的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会和美国民俗学会、日本民俗学会先后签署了合作协议;与韩国民俗学组织、芬兰民俗学机构、爱沙尼亚民俗学团体等保持着积极往来，密切了相互间的合作关系。每年，中国民俗学会都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代表团参加美国民俗学会的年会。日本民俗学会的年会上，也常能见到中国民俗学会会员的身影。中美两国民俗学会每年轮流举办工作会议，互派青年学者到对方国家，从事特定方向的民俗学研究。由中美两个学会联合主办的、邀集双方非遗领域专家授课的“民俗学暑期研修班”也将在不久后开班，为两国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青年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民俗学会参与国内非遗工作的情况如何？我国非遗工作有哪些特点？
朝戈金：国内的非遗工作，我们更是广泛参与的。我国公布的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有不少是中国民俗学会的会员，包括我自己。近些年来，我本人和其他众多会员积极参与了非遗保护政策法规制定、遗产清单遴选、项目评审、措施评估、人员培训、国际申报材料准备等多项工作。中国的非遗保护在国际层面之所以赢得广泛好评，与我国专业学者在了解国际非遗工作理念、参与国际非遗工作实践的同时，立足国情，摸索适合于我国国体政体和民众心态的非遗保护方法及其发展道路密切相关。
总而言之，中国的非遗工作是政府主导、民众参与、学界介入综合模式，这个模式中，学界在与政府开展合作、引入国际理念、激发民众热情方面，都发挥着领导者和主力军的作用。身为这项伟大事业的一员，我深感骄傲和自豪。
推动史诗研究国际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否可以说，史诗研究长期以来都是西方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您作为中国学者当选国际史诗研究学会(ISES)的会长，实属不易，这也是把中国史诗研究成果介绍到国际学界的好机会。
朝戈金：的确。我在史诗研究领域工作多年，在国际讲坛阐述自己研究课题的机会也比较多。国外的报刊、网站对此陆续有一些介绍，除美、英、日等大国外，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媒体也都介绍过我的学术活动或观点。一些有影响的国外出版物中，引述或胪列了我的个别著述。例如，剑桥大学的权威出版物《古典文学导读》系列中关于西方古典学的著述部分，将我的论文作为参考文献。英国学者的《史诗概论》里，也提及我的论文。一些周边国家如越南近些年来大力倡导史诗研究，其学者多次把我的研究成果翻译并刊发在学术刊物上;蒙古国则精心出版了我的学术专著(顺便提及，这部蒙古国版本印刷十分精美)。所以，后来我和来自美国、芬兰、俄罗斯的几位史诗大家，借着国际史诗学术会议的场合，提议成立国际史诗研究学会时，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都表示赞同，并推举我做了会长。
如果说，我个人在史诗研究领域做了些许有价值的工作，那也主要是把中国的史诗研究现状和学术思考传播到国外去，其中包括基于中国本土的学理性思考。这些思考，一方面承接了中国老一代史诗学者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植根于中国大地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同时也得益于我自己在理论、方法论上熟稔国际研究趋势、方法和模型等。有美国学者在点评我的一部史诗著作时认为，我的研究是民俗学和口头传统结合的语用学派(pragmatical school)。这部著作中，他们所看重的，是我基于蒙古诗歌的句法分析及从中总结出的一些诗学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史诗学为例，人文科学如何开展国际对话？我国的史诗研究目前有着怎样的国际地位？
朝戈金：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在西方，史诗学与古典学一直紧密相连，史诗研究领域著述极多、人才辈出。在西方大学的文科设置中，史诗研究方面的课程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大体而言，从古希腊开始，经文艺复兴到当代西方，国际史诗研究可谓历史悠久。另外，该领域从业人员理论思辨能力强，学说和流派迭出。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众多相邻学科。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史诗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专家也不多，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基本队伍。不过，近年来，中国的史诗研究有了长足发展——步子大、热情高、成果多。整体上看，建设数据库，进行资料整理，从事田野调查，发表理论文章等多个环节齐头并进，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也开展得有声有色。目前，有关中国史诗研究的出版物已超两千种，其中大部分是在近年产生的。
我们的研究也给国际学界提供了一些新的启发。例如，中国南方各民族中广泛传承的关于“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creation epic & origination epic)的认定和研究，给国际史诗的分类机制提供了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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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年5月11日第736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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