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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问：那么，你看我的座位在哪里?
阿古登巴说：依我看你的座位应该在天上，因为你常说自己是好人。可是我听说天上的座位已经摆满了，放不下你的座位了。
国王忙问：那怎么办呢?
阿古登巴笑着回答：你就到地狱里去吧，那儿和你的情况相同的人还不少呢!这一席对话，显然出于讲故事人的想象和揣摩，但人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并不觉得荒诞不经。惟其有了如此大胆的虚构，才能一针见血地刺中要害，毫无拘束地倾吐感情，把统治者的贪生怕死和畏罪心理，以及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憎恶和谴责，很鲜明很形象地描绘出来。类似情况，在阿古登巴的故事中屡见不鲜。人们欣赏故事，对那种呆板地模拟现实的作品总是不满足的。而这样的虚构，使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在不同程度上超过了实际生活，因而产生一定的艺术魅力，能够唤起听众浓厚的欣赏乐趣。
与虚构情节紧密配合的，是在发挥讽刺艺术的特殊性能时，阿古登巴的故事还擅长运用夸张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这类口头作品在运用夸张手法时，并未对人物的外貌作过多的漫画化描写，主要是在叙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着力渲染其性格特征，将人物的思想面貌活生生地一一展现出来。拿《宝罐》来说吧，一则短小的故事，粗略的几笔就把一个贪婪的富商形象勾勒出来了。内中的奥秘就在于故事极度地夸张其牟取暴利的恶劣禀性。因为正是受着这样的劣性的驱遣，他才迫不及待地跳进故事主角为他设下的圈套，使自己的龌龊的精神状态暴露无遗。阿古登巴的故事对出场的反面人物，一般都不但淋漓尽致地刻画他们的各种丑态，而且大多首先揭示出他们凶残狠毒的阶级本质，让听众在嘲笑他们的同时，能够激发大家对他们的轻蔑和憎恨。而在刻画故事主角阿古登巴时，则尽量突出他的劳动者的聪明能干、正义感和乐观情绪。描写他同统治者、剥削者对抗，向来敢作敢为，并且总是处在主动的地位，随心 所欲地施展智慧，制服了各式各样的对手。由于把针锋相对的两种类型的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中来加以夸张性的渲染，使之互相衬托，正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越发显得鲜明，故事情节也越发变得生动活泼了。
简要地说，讽刺故事所采用的夸张和虚构一类表现手法，当其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同时又有助于揭露和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恶势力，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时是可贵的，否则就会成为油滑之作，失去社会意义。而阿古登巴的故事里的大部分作品，在这些方面还能够掌握分寸，基本上是恰到好处了的。
总的讲来，阿古登巴的故事在艺术上一般都比较成熟。在藏族传统的讽刺创作中，它们可以算得上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除去上面举到的一些特点和长处以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它们的构思新颖，并富于变化;情节虽不复杂，但是相当生动;结构紧凑，明快利落;语言活泼、诙谐，饶有民间风味;而且大多数的作品相当短小精悍，往往只用一两个场景一两个人物，就写出一则有趣的故事。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乍看起来似乎不怎么费劲，其实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流传，经过不知多少无名的民间故事家反复加工的结果。今天，当我们进行新的故事创作时，需要批判地继承遗产。在艺术性方面，阿古登巴的故事有不少好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五
以上通过若干较成功的和有代表性的作品，从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的一些主要方面，对阿古登巴的故事做了初步的介绍和分析。不过，要想较为全面地了解它们，并由此而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仅仅有前面那些介绍和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须看到，产生在农奴社会的阿古登巴的故事，不能不被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只要通盘地浏览一下这类故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为数众多的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作品中，也夹杂着一定数量的思想内容有问题，审美趣味不甚健康的篇什。明显的是：有一种故事，讲阿古登巴怎样设法让国王、喇嘛、富翁吃屎、学狗叫，又怎样以拉大便的办法整商人，领主婆子受了打骂，以及拿大便来冒充生发药，弄去顶在秃头财主的脑袋上等等。又有一种故事，讲阿古登巴用一些猥亵的手段来勾销债务，使财主们倾家荡产，弄得尼姑庙一片混乱等等。这两种故事，虽也透露出某些反对压迫剥削，不满宗教特权的情绪;但是，它们采用那些粗俗委琐的题材和格调很低的描写来揭示严肃的思想主题，显然是消极的和不妥当的。前一种故事，对于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没有紧紧扣住他们的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和卑劣行径，在要害之处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却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枝节上发挥，要么就对他们的生理缺陷进行嘲弄，把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变成一种恶作剧似的玩笑，势必大大地冲淡和削弱作品的思想意义。同样的缺点，在后面一种故事里似乎更为突出。特别是那些猥亵的情节，很容易转移听众的注意力，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这类作品出现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并不是偶然的。长期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给藏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压抑和损害。这种压抑和损害，一方面激起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叛逆精神，因而能够针对黑暗社会的弊病，创作出许多富有批判性的讽刺故事。另一方面，这种压抑和损害，又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影响，再加上那时他们认识水平观的限制，于是在其口头创作中，便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定数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趣味存在这样或那样毛病的作品，致使阿古登巴的故事呈现出瑕瑜互见的复杂情况。假若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种局部的、显著的毛病外，还可以发现，整个阿古登巴的故事(包括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在内)，也未尝不反映出他们所受的时代的局限和自身的世界观的局限。因为当农奴群众的反抗还处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自发状态时，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前景，所以那种自发反抗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时，他们的讽刺文学创作，自然容易从各种不同的侧面，尤其是从那些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来诅咒和谴责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很正面、很集中地攻击那个吃人的封建农奴制度。作品里所揭示的各种反抗封建领主的斗争，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情况那样，往往只着眼于个别的人物，个别的事件，斗争的目的一般都停留在鸣不平、出怨气、争温饱上面。这种斗争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斗争的胜利，也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这些，都使阿古登巴的故事不可能具有更深刻、更有力的思想内涵。它们在流传过程中对群众发挥的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在充分肯定阿古登巴的故事时，对其思想局限性，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认识。
当然，复杂情况的形成并不仅仅由于有了上述两种作品的出现。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面，我们还可以见到某些把故事主角当做骗子、流氓来描写的作品。例如，讲他冒充“叔叔”，拐骗了一对年轻夫妇的酥油、羊腿和马匹;讲他假意奉承一个揉皮革的老阿妈，乘机偷走一块皮子。这种故事中的某些伎俩尽管跟阿古登巴对付封建领主的手段相仿，甚至个别细节是雷同的。[23]然而它的主人公欺骗、捉弄的对象不是领主，而是一些劳动人民。从这些行为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作品的社会倾同性来看，恰好是与整个阿古登巴的故事的基本思想是对立的。对此，我们又应该作何解释呢?就传统民间创作而论，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们知道，旧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始终是在自发的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在社会上产生，经过十人万人地辗转流传，长时间以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思想熏染，并且必然会或多或少地留下这种熏染的痕迹。因此，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好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里，混杂了一些很不好的篇什，甚至同一类型的民间创作，也同时存在着思想内容相互抵触的作品，而且坏的作品并不一定是极个别的。阿古登巴的故事也不例外。本文开始时已经介绍过，阿古登巴的故事在各个藏族聚居区流传广泛，长期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样的情况自然要引起藏族农奴社会里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普遍注视。各种各样的人，在接触阿古登巴的故事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以自己的阶级意图来驾驭这类故事，通过这类故事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艺术趣味等等，从而达到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目的。广大的农奴群众，将故事主角塑造成对抗统治者、剥削者的机智有为的形象，借以展示他们的斗争精神(这是阿古登巴的故事的主流)。封建领主则不能容忍这样的故事，对阿古登巴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极为反感，一遇机会就想方设法诽谤他、歪曲他，力图抵消这类故事的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不靠劳动营生的寄生阶层，又往往按照他们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来讲阿古登巴的故事，用故事主角来作自我表现……于是，阿古登巴的故事里面，就渗进了属于不同思想体系的东西，出现了与总的思想倾向相对立的作品。归根结底，这种现象是藏族封建农奴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在阿古登巴的故事中的反映。只要我们运用阶级观点来进行分析，上面这种故事的产生和传播就容易理解了[24]。其实，在封建农奴社会里，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冒名顶替，混淆视听的事情并不少见。西藏流传的《真假阿古登巴》[25]，通过一则阿古登巴惩治假借他的名字去四处行骗的商人故事，提醒大家：世上有假的阿古登巴。在阿古登巴的故事这类民间创作当中，自然也会混杂着一些冒牌的货色。究竟哪些是劳动人民的作品，哪些不是劳动人民的作品，这仍旧需要我们敏锐地加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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