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满族萨满教星图较为准确地记录了我国北方,确切地说是北纬36°至50°之间秋、冬、春天文星象及其变化规律。星图主要包括星座名称、星辰颗数、星位、图像、出现季节、性质、功能等。特别是明确标出每个星座的功能和对人类的作用,表明满族先世已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天文水平。
(2)星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风格。星图中的星辰名称都来自萨满教,都是萨满教星祭中祭拜的星宿神祇。如直接以自然、动物崇拜物构设星座图像:刺猬星、蛇星、鹰星、野马星、鲤鱼拐子星、灵兽星、柳星;以萨满神器构想星图:鼓星、瓦丹星;以创世神话中的故事和女神名称构想星图:毛斤妈妈、拐子星、布呼恩都力,等等;网星、窝棚星则是依据捕鱼工具和住宅来构画星图。此外,就星图本身来说,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季节性、功利性等特征。它主要记录了北方冬季的星空格局,其中的每一星座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这些特征使其不同于汉族的二十八宿和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
(3)满族萨满教星图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完善的,它积淀着不同历史层次的内容。从其产生看,当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或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萨满教是氏族宗教,历来靠口耳传承,但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珍贵资料。
《天宫大战》主要讲述了天地初开时,天母阿布卡赫赫与恶魔耶鲁里争夺宇宙统治权的斗争。星图中一些星座的来源即可在《天宫大战》中找到答案。那丹那拉呼(七女星、昴宿)是布星女神用阿布卡赫赫眼睛生出的与日月同生。三星、北斗七星是突姆火神用自己身上的光毛火发,抛到黑暗的天空中幻化而成。刺猬星、鼠星、灵兽星、鲤鱼拐子星、塔其妈妈星都是帮助阿布卡赫赫开天辟地,卓有功绩的创世神。[10]
上述七个星座很可能是北方先民最早认识的星宿。七女星居冬令星中心位置,由她导引冬令众星宿东升西移。加上北方民族自古崇拜太阳升起的东方,素有东拜习俗,故而较早发现并认识了此星。三星和七星在星空中构图明显,又较明亮,容易辨认。就其功能来说,三星可帮助记时,七星能助人确定方向,而这两点对原始人来说又至关重要。至于刺猬、鼠、灵兽、鲤鱼、蛇五种灵兽是萨满教中最普遍的崇拜对象。“神的记号就是一颗星”[1],凭借神话的对象假想星图是星图产生的重要途径,这一点早已被中外天文学史所证明。
《天宫大战》是母系社会的产物。神话中女性神达300位之多,这是一个庞大的女儿国;这个女神王国统属关系不明显;在恶魔耶鲁里能自生自育这一特征上,反映了原始宗教的两性同体崇拜,这是氏族内婚的社会现实在神话中的体现。据此,有学者认为:“这一神话系列产生的土壤是母系氏族到父系的交替时期。”[2]我们由此可以推断,上述七幅星图的产生时代当是满族先民母系氏族社会初期。
应该指出的是,满族萨满教星图主要体现了原始渔猎经济文化形态。随着满族先世走向定居和经济形态的改变,在星图中,增加了祈禳农事丰稔的夏令列星,如房、心、尾、箕、亢、氐等东方苍龙诸宿。房宿四星即《汉书》所云农祥星,主谷;心宿三星,古称大火,民间俗称“热三星”。《宋史·天文志》载:“心宿三星,天之正位也。”它与冬令参宿三星相对应而不相遇,所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这些农事星辰的出现,与萨满教冬令星宿祭祀目的迥别,旨在“祈告天神坛,以祈甘雨”,“雨潦祈睛,冬旱祈雪”。这些星图出现较晚,是农业生产出现后的产物。
(4)满族萨满教星图也有许多局限性,这与其所具有的性质、特征有关。季节性、功利性、地域性是满族萨满教星图的主要特征,这表明星图不是全面地、科学地记录星象,而是有所取舍。因而,不可能形成完备的、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体系,它毕竟是原始萨满教的副产品。
三、星象物候历及其应用
我国北方民族将天文学知识广泛地用于生产与生活,总结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历代萨满将这些经验、知识加以综合、归纳,依凭北方夜空中出现的东升西移的星辰形态,如星辰方位、亮度、抖动、颜色及其变态,判定季节、方位、时间、气象以及各种动植物的生态动息,并据此卜测年景和休咎祸福,决断本氏族行止。这些做法和经验又广泛地应用于民间,成为北方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星象物候历的发明,使人类可以根据星象的出没、变化,来适时地安排狩猎、采集、捕鱼、驯养和后期出现的农业生产。这些宝贵的科学知识和经验,相当一部分即荟萃、融合在萨满教中,通过星赞神谕和祝祭典礼,在氏族内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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