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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藁城市耿村被誉为中国民间故事第一村，讲述民间故事的传统在这里已有600年以上的历史。
图为上世纪80年代，耿村的故事家在讲述民间故事。(资料图)
20世纪初期，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在中国乡村十分盛行，民间故事也逐渐被学人记录下来。然而这些记录还停留在记录讲述人讲故事的语言部分，对于与民间故事讲述相关的其他活动则几乎没有关注，而这些活动及情景其实是故事意义生成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开始探讨民间故事的价值和意义
20世纪初，中国学人开始从学理上探讨民间故事的价值和意义。1923年9月30日北京大学主办的《歌谣》周刊第26期上刊载了“歌谣研究会”的宗旨。宗旨写道：“本会事业目下虽只以歌谣为限，但因连带关系觉得民间的传说故事亦有搜集之必要，不久拟即开始工作……选录代表的故事，一方面足以为民间文学之标本，一方面用以考见诗赋小说发达之迹。”
很显然，当时采录民间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接续民间文艺的传统，为了寻找文学的源头和文学的发展轨迹。这一时期，不少学人十分关心民间故事采录的真实性。1929年刘万章的《记述民间故事的几件事》阐述了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原则：“我以为我们记述民间故事的，对于故事流传的空间，一定要明白地写出来，这不但(将)那个故事的特质表现出来，并且可以研究各地故事的异同。”周作人说得更为明白：“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件，所以记录故事也当同歌谣一样，最好是照原样逐字抄录……大凡科学的记录方法，能保存故事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资料价值。”这些表述都强调了对民间故事流传地、讲述空间以及讲述言语的记录，强调了民间故事真实记录的重要性。
在现代科学精神的倡导下，很多学人开始从事民间故事搜集、采录，并将其编辑成书，诸如张清水的《海龙王的女儿》(1929年)、刘万章的《广州民间故事》(1929年)等。其中，以“林兰女士”为名编辑的近40种“民间故事”丛书，影响了海内外学人对中国民间故事的认识。这个时候，人们渐渐意识到民间故事之于中国文化传统建构的意义，之于文学发源与流变的特殊价值。
抗战时期，仍有大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坚持采集整理民间故事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学习“萌芽状态”的文艺，鼓励他们到基层，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学习民间文艺，搜集民间文艺。20世纪40年代，延安掀起了采录民间故事和在其基础上创作文艺作品的热潮。当时的晋绥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农村，逐渐地开启了采集与整理民间故事的工作。1945年以后，接续出版了《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地主与长工》三个民间故事集。
同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文化建设和研究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等学府和一些科研院所纷纷西迁。尽管战乱不已，仍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西南的彝族、白族等地区调查，在此过程中采录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比如，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就收录了他们采集的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等63篇。当时采集这些内容的目标并非采录口传叙事，而是学者们在做民族生活、历史和文化的调查时将民间故事视为民族文化传统而纳入记录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民间文艺的发展更为重视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5年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便于1950年宣布成立，负责组织、协调全国的民间文学工作。采录民间故事的活动成为当时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自1954年开展的全国民族识别和民族五种丛书的写作，大量的少数民族民间故事被采录上来，为新中国民间故事的理论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由政府主导的民族识别尽管不是以采录民间故事为主，但是，因为民间故事被视为民族传统和民族身份的重要内容而被记录下来，这些故事有的为了解释某种风俗习惯，有的讲述了人们的某种生活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民族识别过程中记载下来的故事具有身份的属性和解释的功能。
1956年，我国政府先后对蒙古、藏、维吾尔等30多个少数民族进行了社会历史和语言普查，至1964年调查工作基本结束。此次普查大致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当中搜集到的许多民间故事也成为民族识别的重要元素之一。这些采录的民间故事成果集中体现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中，它按民族立卷，共29种。1995年又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全书共分16卷，精选了全国56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2500篇，参与讲述、搜集、整理和翻译的人员达7000余人。这个阶段搜集的故事集中展示了少数民族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却忽视了民间故事传承人及其讲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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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报 201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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