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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林大春等著名乡绅和地方官员的多方努力，明代中叶以后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地区逐渐普遍，其与本地日常生活的联系，也较以前要深入许多。一方面是百姓基于“灵验故事”而产生的对“双忠”的精神依赖日渐深广，另一方面是东山灵威庙的士大夫色彩得以强化，官府和士绅对双忠公信仰“正统性”的信念仍得以维持。正因为如此，直至清代雍正年间，曾经在潮阳雷厉风行地推行“毁淫祠”的蓝鼎元，才会出面为“双忠行祠”筹措长远的香灯之费，其《文光双忠祠祀田记》公开宣称，这样做的原因正在于双忠公信仰的“正统性”：
余惟潮俗多淫祠，自昌黎公建邦启土而外，独双忠、大忠为正。大忠祀宋丞相文文山先生，双忠祀唐雎阳张、许二公，皆可使百世下闻风起懦，维千秋纲常于不坠者也。［5］（卷10）
正如文章一开始所指出的，有关林大春等潮州著名乡绅与双忠公信仰的关系，要放到明代中叶以后地方“整体的”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中去考察。与地方动乱的一系列事件相联系，这一时期潮州府的地方政区重新划分，聚落形态发生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以宗族组织和民间神祭祀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户籍和赋税制度也有重大变化，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的解释也有了新的内容。林大春的努力，属于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实际上，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地区的普及，经历了宋、元、明、清四朝数百年的可以说是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与潮州地区乡村社会逐步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是相一致的。尽管有地方官和本地士绅一直为这个具有文化“正统性”的神明扎根本地而苦心经营，但关键性的变化还是发生于16～17世纪从“倭乱”到“迁海”的近百年间。本文不但展现了读书人在民间信仰传播上的重要影响，而且也表明，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域的民众所接受，常常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但这同时又可能是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这是一个在学理上充满矛盾，而在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却可能显得相当和谐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冯奉初．潮州耆旧集［C］．香港：香港潮州会馆影印，1980。
［2］井丹林先生文集［C］．香港：香港潮州会馆影印，1980。
［3］（顺治）潮州府志［A］．饶宗颐编．潮州志汇编［C］．香港：龙门书店，1965。
［4］（隆庆）潮阳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2。
［5］蓝鼎元．鹿州初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6。
［6］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精选名儒草堂诗余［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88。
［8］文天祥．指南后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9。
［9］刘剡．资治通鉴节要续编［M］．明正德九年（1514）刊本。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右加舜
@②原字为焱右加欠
（本文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注释等参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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