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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春记录的这些故事，也为后来的各种记载广泛传抄。直至民国年间，庙前数十米处仍立有“文马碣”石碑，被指为“马冢”之所在（注：参见萧朝光《潮阳之双忠庙》，见卓永坚编《潮阳新记》，泰国大地出版社1966年版，第115～116页。）。
根据林大春的记载，灵威庙于嘉靖四十四年重建之后，庙宇及其周遭东山的环境，已经被营造得相当契合士大夫的情趣：
殿额上书文丞相《沁园春》词，重书知县吴谷联句（按殿门旧有联曰：保障江淮前后风云三百战，纲维人纪古今天地一双忠。盖吴侯谷所作也，今重书之）。门旁两厅则重塑钟、赵二像于其内。殿之下为亭，即所谓邮亭者。其亭左右置碑。左即予（林大春——引者注）所撰碑，见文辞志。其一在右，则郑侯所自识者。其上有庙诗扁。外为庙门，门之内为两庑，计十间。守庙者居之东北，跨山为仰忠堂（近徙东岳神居之）。
门之外有词碣二，其额曰“双忠庙”。不书灵威者，从时称，称民志也。其外为桥，桥之腹为石渠，水帘泉西来注其下。桥以南为甬道，旁多古树（近多被伐，仅存一二）。树夹山门，门外俯临江渚，远带城郭，浮屠涌其中，石门峙其西（俗称半街亭），檐亭翼如于东山之上。桐阴在左，云洞在右，八峰之胜，一览全收。盖至是而庙之大观备矣。［4］（卷10坛庙志）
隆庆三年“知县黄一龙至，首厘祀典，始易以春秋二仲，从上丁后举祭，献奠如帝仪”［4］（卷10坛庙志），而灵威庙两侧修建的祭祀韩愈和文天祥的庙宇，也是“二祠岁祀并如双庙之仪”［4］（卷10坛庙志）。至此，在多年有心无意的经营之后，潮阳东山双忠、大忠、韩祠三庙交相辉映，出现了一个在地域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祭祀中心。每年春、秋二祭之时，大小官员、本地士绅络绎于道，“献奠如帝仪”，可谓一时之盛。更为重要的是，东山诸庙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与士大夫的品味情趣格外契合，潮阳东山逐渐成为当时潮州士大夫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之一。林大春编修《潮阳县志》，就收录许多关于潮阳东山及其庙宇的酬唱诗赋。官员、士绅也不时在东山雅集，如嘉靖四十四年“东山新庙告成，候（署潮阳知县郑良壁——引者注）因乐与乡士大夫登览而赋之”［4］（卷15文辞志），其唱咏部分仍见于《潮阳县志》。
林大春在隆庆《潮阳县志》“坛庙志”中，再以专门篇章论证祭祀双忠公、文天祥和韩愈的“合理性”：
祭法曰，以劳定国，则祀之。若张、许二公之在初唐，文山信国之在南宋，皆非有定国之劳者，吾邑曷为而祀之，盖忠义可以扶天纲而植人纪，至于成败利钝不计。矧三公以死勤王事，生前既不亏其臣节，御灾捍患，死后又能庇及我民，参之祭法，庶乎其不愧矣。
按（韩文）公于我邑，其大者姑置勿论，即如御灾一事，亦在所祀。故祀之。
潮阳东山祭祀中心的出现，与明代中叶潮州士大夫集团兴起的历史过程是相一致的。潮阳士大夫营造东山的文化氛围，还具有更深刻的地缘政治的涵义。林大春在《潮阳县志》中描述东山的形胜之后，就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抱负：
林子曰，往余尝游会稽之东山，寻故晋征西将军谢安登眺处，见其卑之乎，无甚奇观也。因叹安石以叔世雄才，翊载晋室，仅贻江左偏安，不能东望岱岳，西窥蒿少，徒以区区山水之好，犹能俾此山垂名不朽如此。若吾邑东山之胜于会稽，岂有让哉？特以所在僻远，不得斯人以张之，遂使其名弗克大著于天下。彼世有席珍抱奇，不幸而晦处丘壑，或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者。非附青云之士，有恶能以自见也耶？由此观之，必有托而后传，因不独一山焉尔矣。［4］（卷6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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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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