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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二年“倭寇”包围潮阳县城时，林大春正因丁内艰居家，在此次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潮阳县志》中仔细记述了事件经过：
初，海贼吴平等勾引倭奴入寇，往来潮、海之间，所过村里，屠灭不可胜计，潮人苦之久矣。及是年正月，复至海阳，屯据各乡，尽发士民家冢墓。谍报日至，远近震骇。时予适家居，因与乡缙绅先生计曰：贼势如欲东，道必经潮揭古渡。吾共募精兵一枝于渡口戌守之，贼必不能飞渡大江明矣。众然之。
会兵未齐，而贼忽至城下，退掠迤北诸村里，破凤山，直浦等寨惨烈尤甚。于是，邑博刘君绂者首率诸生刘应望等，告诸当道，谓余宜以义倡募兵城守，辞不获，而郭侯梦得复力赞之。乃作书遣应望赴踏头埔募得壮士五百人，而庄淑礼、胡世和皆在军中。其时倭寇已至城下三日矣。
先是应望引兵且至城下，士民豫以酒肉缒城犒之，与夫一切供具、槟榔、花果之类甚办。且恣所嬉游，若无意于战者。当事承城观之，恚曰：此竖子耳，何能为？
顷之，贼分屯北郊萧氏园亭，众兵奋曰：此可击矣，所少者铁镖耳。予即亟告诸邑大夫，取库中所藏，及自骑环城上，令守者人拔一枝，须臾得镖数百枝，悉以与之。于是兵得镖，各挟藤牌、鸟铳以往，迳抵北园，一人先登，众随其后，大破倭贼于城北隅，所击杀无数。我并亦伤者数人。会日暮，亟收兵以入。然后人人知并可用也。此一捷也。
兵既入城，分守四门，而城西尤为贼冲，因稍益壮士如淑礼辈守之。会贼急攻城，以云梯十道攀堞蚁附而上，淑礼、世和登堞奋击，砍杀倭首数十余人，贼众遂溃。淑礼、世和各身被十余创，犹自跃城下，割首功，因中鸟铳而毙。此二捷也。
其后贼复囊沙填濠，造临冲之车以进，我兵乃以铁钩括囊，纵火焚车，大破之。倭有被焚死者。此三捷也。
贼既屡挫，复计城南临水，方舟可渡，乃退取巨舰连结之。又造连舳车置其上，鼓噪而前。我兵复夜沉水中，杂取乱石塞其下，使贼舟格不得进。因以佛朗机冲之，舟车尽碎。此四捷也。
南郭陈氏有乔松一株，高可数丈许，贼营其宅，因援松而上，结小窠于树杪，俯视城中，秋毫无遗者。城守者稍不为备，辄中流矢，城南行人为之断。其时城中有一少年，自言能弹飞鸟，因募使独守一堞，我兵辅之。即以鸟铳隐堞中仰射之，三发三中，窠坠贼死，阁枯枝上至于腐败，为鸟鸢所食。此五捷也。［4］（卷2县事纪）
此次潮阳县城被围，一直没有官兵前来救援，“贼兵”一直围城达五旬之久。最后“巡视海道副使刘存德以家兵来援潮阳”［4］（卷2县事纪），才把“倭奴”赶走。其间及事后，潮阳士绅百姓对官兵迟迟不至，一直怨声载道。
这是明中叶以后潮州地方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一方面，许多乡民或以接济“盗贼”为己任，或因与“海盗”贸易而获利，在许多地方基本上是“民”、“盗”难分，甚至“民”、“盗”一体。另一方面，朝廷的军队却是兵疲将弱，善于扰民而怯于御寇，地方文献中不时可以见到卫所官兵临战退却、见死不救的记载，地方士绅对卫所官兵军纪败坏的情况一直抱怨不止。而从广西等地征调的“狼兵”因不属于正常的军队系统，将领难于驾驭，军纪更为败坏，如嘉靖三十七年平息张链之乱一役，“乡夫之功居多。狼兵沿途恣肆，官目不能制御，徒张声势而已”（注：嘉靖《广东通志》卷66，海寇。更详细的情形，可参见拙作《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保乡卫土的责任，基本上是由地方官员、本地士绅以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乡兵”来承担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义勇忠烈、捍城御寇著名的“双忠公”，很自然地成为官员、乡绅用于动员百姓的信仰资源。林大春就特别指出：
世谓二公在日，死守睢阳，屹为江淮保障，唐人得之以济中兴。而讵知神游千百载之后，犹能显其灵异，以保障我海邦如此也。［4］（卷15文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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