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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章考察了明代后期广东潮州的著名乡绅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的关系，以此说明明代中叶以后东南沿海地方整体社会结构的转型。文章展现了读书人在民间信仰传播方面的重要影响，同时表明，一个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的神明，要为某一地区的民众所接受，常常还要通过灵验故事和占卜仪式等来建立与地方社会的利益关系。而这样的过程，同时又可能被当地士绅作为培养民众对王朝和国家的认同感的机会。
关键词：明代；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潮州
明中叶以后的潮州社会，有两个现象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地方社会的激烈动荡。天顺、成化以后，潮州地区长期深受“山贼”、“海盗”与“倭寇”之苦，正如嘉靖时工部左侍郎海阳人陈一松“代乡耆民草”之《为恳天恩赐留保障宪臣以急救生民疏》所言：“潮州地方逖悬岭外，山海盗贼匪茹，遭荼毒之惨者，垂十余年。群丑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注：陈一松：《玉简山堂集》，见《潮州耆旧集》卷19。有关这一时期潮州地方动乱的情形，可参见拙作《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二是人才辈出，地方文献大量编修。清道光年间潮州教授冯奉初就讲过：“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为山川增色”［1］（题辞）。明代中叶开始，潮州出现了薛侃、林大钦、翁万达、萧端蒙、林大春、唐伯元、林熙春、郭之奇等一批有地位的本地士大夫，士大夫的影响力较之前代大大增强，形成在地方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际关系网络。关于明代中期以后潮州社会的这两个特点，已有多位学者分别进行过研究。近年作者浏览有关文献，发现明代中后期潮州社会动乱与本地士大夫力量发展两种历史现象之间，存在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关系（注：可参见拙作《嘉靖“倭患”与潮州地方文献编修之关系——以〈东里志〉的研究为中心》，《潮学研究》第5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与地方动乱互为表里的社会重建过程中，潮州地区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而包括官方祀典、民间信仰等内容的认知结构和仪式行为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具有地方社会领导者身份的士大夫集团，其所作所为既构成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内在因素，又塑造了当时人及后来者关于地方历史和地方文化的“集体记忆”。本文试图通过对林大春与双忠公信仰关系的研究，描述这些复杂多变的历史联系的一个侧面。
林大春曾官至浙江提学副使，常年乡居，是嘉靖至万历年间潮州地方最有影响的士大夫之一。万历年间其子林克鸣所编《井丹集》（注：林克鸣所编《井丹集》共18卷，另有首卷及附录。1935年潮阳郭泰棣以吴兴嘉业堂藏万历刊本与大春远孙林奋生家藏“旧印祖本”互为校补，移易删并，重编为《井丹林先生文集》20卷并印行。1980年香港潮州会馆董事会以之作为“潮州文献丛刊”之三，影印发行，成为目前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一个本子。本文利用的也是香港潮州会馆影印之20卷本《井丹林先生文集》。）录有万历十五年林大春所作之《自叙述》［2］（卷19自述录），次年大春去世，万历十八年其仲弟、四川夹江知县林有声作《明中宪大夫浙江提学副使石洲林先生行状》，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孙矿为其作《墓志铭》，万历四十一年林克鸣又著有《明中宪大夫浙江提学副使崇祀乡贤石洲林公遗事》。林大春崇祀乡贤事在万历三十一年，潮阳、普宁等县生员为此所上呈文及各级官员的往来公文，以“褒贤录”为题，与“行状”、“墓志铭”和“遗事”一并收录于《井丹集》中［2］（卷20附录）。以上文字对林大春之家世源流、生平功业和道德文章有相当仔细的记述。顺治《潮州府志》根据以上记载，为林大春作简略传记如下：
林大春，字井丹，潮阳人。登嘉靖庚戌进士。分宜严嵩招致之不应。与同年生丘＠①、梁有誉、李价相友善，然亦未尝与有誉同七子之社也。受行人，晋户部主事，奏绩，谒分宜于直庐，投刺惟具官而已。出为湖广佥事，丁内艰。起补睢陈佥事，以大计调。后二年新郑高拱免相，起仓梧佥事，改浙江提学副使，深为太宰杨傅所知。怡新郑复相，罢归家居十八年，杜门著书，不事干谒。至邑有利病，则必昌言之。修《潮阳县志》，深得司马氏之意。今祀乡贤。［3］（卷6林提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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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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