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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时，情况似乎变得比较复杂。由于医学一直将死亡当作医学的敌人，经常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病人的生命，这极易导致医护人员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病人的病情上（34），而忽视病人的心理诉求和治疗期望。这实则涉及的是医学的一元性和多元性的观念差异，本质是“以疾病为中心”和“以患者为中心”医疗概念之间的认识差异。前者的科学主义理念倾向于将病人“去人性化”，如在一些外科手术中，身体往往被视为一台可修复的“机器”——需要定期“维修”和“检查”（35）。同时，当医生还在医学院校求学时，就被教育必须避免对病人过分动感情。死亡、身体长期伤残的严酷现实以及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使得医生在日常工作中很难密切注意病人，关怀的疏离感（detached concern）渐渐被培养起来（36）。同样，对于临终和死亡，病人也有自己的解释模式。如从族群上观察，我国大小凉山的彝族人患病，首选并非医院，而是请宗教师“毕摩”做仪式；彝族人死在外面，被认为难于被祖先认同，为此住院的彝族病危者常常还没有履行医疗上的临终关怀科学程序，病危者早已被家属悄悄运回家中。因此，关怀的疏离和医—患解释模式的擦身而过，导致医学行为原则在遭遇不同文化场景和不同人群需求时常常处于困境，从而使有益的若干临终关怀原则无法实行。
疼痛控制是临终关怀临床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联合止痛用药、心理疗法和社会支持等。人类学对于“疼痛（pain）”的叙述依旧建立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下，认为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人们感知和回应疼痛的方式不同，从而与医生等专业人士的交流方式也各有差异。影响疼痛表述的因素有很多，如病人的经济文化背景以及医生的人性品质、慢性病疼痛的空间含义（有时，慢性病疼痛是病人故意展现给身边的人看，以寻求帮助和关注；有时，人际紧张也会导致慢性病疼痛）、病人所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因素等。而所有与疼痛相关的表述都是个性化的（虽然有相同的生理症状及反应），没有共同的规则可循。这需要医生在关注科学真理之外，悉心了解病人的解释模式并将其作为治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理解地方治疗传统和实践，以期通过良好的沟通达到对人体生命状态的整体把握。
综上所述，笔者从医学人类学角度对临终关怀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梳理，并发现这是一个富于探索旨趣的领域，因为其间既包含临床医学原则的讨论，又有哲学、历史、民俗等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融入，同时还涉及临终关怀文化原则与医学原则有效整合与实行的应用性策略。由此可以看出，临终关怀是一个涵盖多学科知识的开放领域，其在兼收并蓄的同时也对不同学科的独特贡献提出了更加细密的要求。下面，我们看一下医学社会学在这一方向的实践。
四、医学人类学与医学社会学之比较研究
社会学对死亡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由英美经济危机引发的高死亡率的研究。此后数十年，围绕死亡这个领域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主题：a．计划死亡；b．医院的临终；c．丧礼；d．丧亲家庭；e．社会紧张；f．自杀；g．死亡权利（37）。笔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死亡，主要研究的是处于现代工业社会，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社会情境时的心理适应和应对能力在生理机能上的体现；以及围绕临终和死亡产生的个人与组织及相应制度和规则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如涂尔干、库利、托马斯和戈夫曼的理论揭示了紧张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他们看到经济地位、社会性别、生活变迁、年龄、族群、家庭等社会紧张因素易导致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等）和死亡（如日本的“过劳死”），并倡导应改善社会情境以控制紧张，对个体的要求是适应紧张。帕森斯的病人角色（patient role）概念，强调生物系统中生物体的状态以及个人调节和社会调节的状态，即患病过程不仅是躯体上的疾病状态的感受，而且应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角色，因为患病是一种以社会认可与制度化的摆脱日常生活要求和压力的异常行为（38）。帕森斯描述了符合西方文化对患病者规范和价值观的期望的模式，也强化了医学作为社会控制机构的角色，医生被给予了无上的社会权威，医疗变成了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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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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