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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理论自觉”就显得十分重要，也不可避免。在此我们想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特别是从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文化自觉”
1979年恢复和重建的中国社会学，30年来经过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形成了或初步形成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产生了一批中国特色的经验研究的成果，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自成体系的社会学基本教材。30年来中国社会学已经在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上，诸如科学性与价值性、经验性与理论性、建设性与批判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国际性等问题上，从不成熟、不甚成熟到日趋成熟、更加成熟；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上述的成熟过程还在继续，不会终结，而且新老问题交织、各种挑战并存，有待于我们去应对，不能松懈。这两个方面，在2008年出版的几本总结和纪念中国社会学30年的著作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展示和说明。这些著作中有代表性是：郑杭生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①；李强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社会学》②。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规划将来，以便更好地为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转型服务，为增进我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健康发展社会学学科服务。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一种形式。而要正确把握现在、规划将来，我认为“理论自觉”很重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要谈“理论自觉”，离不开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离不开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之间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本文就从这里切入。
一、“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
与“文化”这个大概念相比，“理论”是一个小概念、次级概念。理论从属于文化，同时又是对文化的某种提炼提升。因此，“理论自觉”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特别是一种与各门学科及其成熟度有关的形式。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则是“文化自觉”在社会学这一门学科中的特殊表现。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得承认费先生对“文化自觉”的论述，在一般意义上讲，对说明“理论自觉”也是适用的、是有很强启示意义的。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在1997年正式提出的。此后费先生多次论述“文化自觉”，不断强调“文化自觉”。可以说，“文化自觉”是费老在最后差不多十年时间中所念念不忘的论题。在费老《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等文章中，有一段关于“文化自觉”总结性的、多次提到的话，特别值得好好领会：
“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费老对“文化自觉”的论述，为把握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提供了多重启发：
首先，关于“文化自觉”定义和含义。费老的定义是：“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又说：“文化自觉”的含义应该包括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据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指从事社会学教学研究的人对其所教学和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有“自知之明”，即要明白它们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创造的，哪些是汲取西方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含义也应该包括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的反思，对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于理解中外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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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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