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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舞》中的前五种原本是歌颂历代本氏族英雄首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周代 则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社会作用。周公认为，人活着时是歌颂，死了后则是祭奠，把这些舞蹈汇集、编排起来，加上周代新编的《大武》，成为周人祭祀天、地、祖先祭礼中的乐舞，并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如：“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祭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11］（《春官宗伯》），其中，《大武》歌颂了周武王“以六师伐殷”，“除其害，盛成于中国”。［11］（《学记》）据传，它是周公创作的，全部乐舞共分六个段落表演，“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以歌颂周武王以武功立国、文德治天下的业绩。这与前面几个乐舞尚带有原始图腾崇拜遗迹的风格完全不同，“天”的观念已经与人完全结合起来，人主被当成君权授的“天子”，通过宣扬人主的道德和人格，体现天道和天人合一，成为历史上乐舞的精品。
从类别上看：分文舞和武舞。其中，《六代舞》中的：云门、咸池、大韶、大夏为文舞，大濩和大武为武舞。少年学的《勺舞》为文舞，手执乐器。《象舞》为武舞，手执武器。并在《周礼》中规定：“春夏学干舞（武舞），秋冬学翟龠（文舞）。”文舞主要训练人的举止仪表，指以文德定天下；武舞着重训练其力量、意志，以武功取天下。从此，确定了文、武的传统，延续并流传了数千年。大舞小舞、文舞武舞，它已不局限于宗教礼仪献舞，而是更偏重于社会人伦和审美素养的教育。
可见，以习舞作为教学课程训练少年，其真正的目的是对少年进行美育教育的同时，让学生接受军事训练和学会做人，这充分说明了西周统治阶级对礼乐教育的重视。从乐舞教育发展的角度看，周代集前代乐舞之大成，珍视并继承传统。正是由于有周初对这些乐舞的汇集、整理，才使《大韶》、《大夏》、《大濩》等舞能流传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西周时期，已建立起一套初具规模的、以“六艺”为基本内容的、以礼乐之教为中心环节的教育制度，乐教已不仅作为德教的一种手段，而且已开始体现其审美教育的特 殊内涵，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既发展了夏代开始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又将商代的“以乐造士”发展为“诗书礼乐以造士”，强化了美育与礼教的互溶关系和美育造就人才的特殊功能，开启了中国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历史的丰碑。
五、私学美育的勃兴促进了舞蹈教育发展
1．美育的普及
到春秋战国时期，乐舞教育逐渐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的局面。周王室衰微，诸侯纷争，使夏、商、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官学“国学”渐趋没落。此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革，文化思想趋于多元，“礼崩乐坏”已成时之必然。于是，私学兴起，士人崛起，学术文化下移，美育也随之下移于士、农、工、商，乐舞文化也出现了由周王操纵演变为被诸侯公所控制。此时的办学形式也由“学在官府”逐步被“学在四夷”所代替。因此，乐舞文化不可避免地散落于四面八方，教师也不再是官府任命的官史，而是身怀乐舞技艺的乐师承担。
私学中，孔子首倡“有教无类”的原则，教育对象不分贫贱贵富。教学内容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尤以诗书礼乐为重点，以“礼乐之教”为核心，既有美育思想，又施美育实践。以至其弟子三千，精通“六艺”，善乐者达七十二人。虽然墨、道、法的乐舞思想观点各异，但他们也大多实行“有教无类”的方针。这些私学的教学内容侧重点各有不同，对礼乐之教也各有不同态度，但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诗教、乐教。如：儒家倡导重诗、书、礼、乐之教；道家私学不重礼教，但重乐教和“天地之美”的教育；墨家、法家虽摒弃儒家的礼乐之教，却也以诗教、乐教为施教的辅助手段。
这种普及化的美育施行，使乐舞泽及平民具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成了贵族和群众所共同享受的教育。作为美育的主要载体舞蹈艺术，也随之从宫廷流落民间，使原本具有生命力的民间舞蹈在与精美的宫廷舞蹈艺术大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雅乐舞与俗乐舞的教育创新。舞蹈教育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又赋予人对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认识有了多种表现的形式，出现了独舞和群舞，极大地推动了舞蹈艺术的发展，充分发挥了舞蹈教育的作用。美育普及的同时，舞蹈教育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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