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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体的沉浮：迷思与解构
在英文中，“主体”( subject) 一词同时还有“隶属、受支配、臣民和屈服者”等涵义。“主体”的概念并非历来就有，它建立在笛卡尔主客二元论的基础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结构的自主性，从而使语言成为科学解释的唯一对象，其后果是使主体化约为无意义之物而被彻底抛弃，最终主体消失在话语背后，成为形式主义的牺牲品。[2]( P68)在西方哲学史上，尼采首先攻击将主体与意识等同起来的先验哲学。拉康、福柯和阿尔都塞等法国知识分子都持无主体的结构主义立场，将知识的断裂归咎于主体的存在。在拉康看来，主体是虚构的，它是一种异化的强制性自我认同，个体通过投射客体或镜像来反射自身从而获得异化的身份，这种无意识之我事实上是无名的他者。[3]( P27) 基于这种主体在认知结构中的无能表现，福柯亦持有强烈的反主体立场。通过知识考古学，福柯将主体从历史中扫除，他认为当主体在作出陈述时所占据的位置已被相关话语结构的规则所限制。因此，主体并非任何“能讲话的意识”，而是一个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被各种个体置换的无名的话语主体。[3]( P33) 福柯主张摆脱主体，他的系谱学能够在无需参照主体的前提下阐明知识、话语和客体领域等构成的历史形式; 福柯由此宣判主体已死，从而摒弃以主体为中心的叙述方式。福柯式的话语论述通过揭示主体如何被建构以进行解构，在《词与物》中，福柯批判西欧哲学中的人类学主体主义，他将这种对主体的迷思称为“人类学的沉睡”。[4]( P445)福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事实上是经过规训和改造而变成在精神和肉体上可管理、可掌控的顺民，主体是被驯服的人，这个过程是通过毛细血管式的权力渗透( 以真理和理性的面目) 来完成的。福柯反对笛卡尔式理性主义和康德以来的人类学主体主义，他认为在现代知识型的深层结构中，“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4]( P506)。在福柯看来，现代西方文明的祸根在于主体理论/哲学，主体的实质是被权力所奴役的产物，把人变成主体即是对人奴役的过程。主体行走在屈从受辱的道路上。列维 -斯特劳斯和拉康认为含义只能是一种表面效果、一种闪光、一种泡沫，在时空中支撑我们的则是关系性的体系结构，因而拒绝将晦涩的意义强加于人的行动，而福柯则更是倡导匿名的思想、无主体的知识和无身份的理论。[5]( P114)福柯对主体的历史批判颠覆了“人创造知识”的观念，不是主体创造了知识，而是知识创造了主体。因此，彻底解构主体和反主体化便成了题中之义。
然而，通过西方的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主体观并没有因为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的批判而彻底消亡。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民权运动、女性主义等思潮中开始出现叙事转向，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与叙述，使沉默的、边缘化的和非主流的声音得以呈现，作为对宏大叙事和支配性主流话语的抵制与反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压抑着的主体首先在语言学中得到回归，此后，它以社会行动者的身份重返社会科学并迅速成为焦点。就社会学领域而言，主体/能动者在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等行动理论中重新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上述西方社会关于主体的思想谱系有助于反思当今民族志田野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主体叙述方式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其背后的霸权主义逻辑导致不同话语中心之间的排斥性竞争或封闭的自说自话。这种主体地位的赋予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是权力的暂时让渡，是工具性的利用，它在适当的场合将“主体”玩弄一番或让“主体”在现场表演一番，然后再将其关进笼子里。在这种情况下，主体成为传达声音的可替代性工具，它不过是结构性位置的填充物。这种主体是虚假做作、自欺欺人的。在这种主体话语的意识形态中，没有人在说话，而只有话语在自言自语并在虚空中无限延展。这架话语空转的机器将会制造出色彩斑斓的迷人气泡。另一方面，主体的建构是有限的，人并非具有普遍人性的认知主体和可知客体。我们反对抽象化的、先验的主体，试图取而代之的是非中心化的、经验的和个体化的具体的人，在社会研究中还原以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自在的主体，从而真正改变主体的屈从和奴婢地位。这正是本文的写作意图，社会研究方法并不完全是一种可以按图索骥、照本宣科的实验室操作指南和手册，而是一门需要领悟、创造和用心揣摩的艺术，一味地强调深度访谈和所谓的“主体建构”很可能会不慎掉入大写主体的窠臼。
三、深度访谈与主体话语的位置
倘若主体真的已死，那么历史与真相又何以可能复原? 生活世界又是否存在客观的事实? 事实上，一些质性研究者已经并不关注或不承认个体话语的真实性、客观性，而是进行话语分析或叙事分析，这背后的思维是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它不追求事实与真相，而是探讨话语建构的逻辑; 与此相应的另一种范式，则是追寻事实的实证主义，它强调通过尽可能丰富地收集田野资料以还原事实真相。这两种范式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对访谈对象和访谈材料时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假设和操作方式。无论社会研究受何种范式的指导，它所进行的访谈都将受访者设想成理性的、有认知能力的自反性现代主体，能够自我控制在期望的互动界限内，不会破坏和僭越既定的互动模式以及访问者与被访者之间的隐性契约。受访者会“以主流的主体性话语叙述自己，最终强化那些隐性的主体性规则，而当代个体被认为正是通过这些规则来实现自我支配和自我约束的”[6]( P140)。这种情况下，访谈仅是提供了一种声音重复、表达忏悔等个人情绪或陈见的机会。它是以一种有意无意地自我审查和自我束缚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这种访谈是表演性的，受访者在表演过程中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主体。在这种意义上，访谈不仅可能强化主体性模式，而且它引出主体表演并通过文本书写使之强化为文化规范。访谈只能引出很小范围的主体性表述[6]( P140)，而且它依然难以规避等级化的知识关系。即使是经过审慎反思过的研究也依然可能成为特定权力关系的注脚，它限制了现代主体呈现方式的诸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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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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