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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晴锋]反思社会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深度访谈
  作者:王晴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8-01 | 点击数:8386
 


  摘要:社会思潮中“主体”概念的沉浮与作为社会研究方法之一的深度访谈之演进有着密切关联。从知识考古学看来,主体的地位并非无可置疑,它经历了迷思、解构与隐归的过程。福柯将主体哲学视为现代西方文明的祸根,认为主体的实质是人被权力所奴役。而深度访谈也并非是一种自然而然、无可争议的社会研究与资料搜集方法,它充斥着伦理判断与伦理情感、行为与阐释、事实与价值等之间的张力。一旦了解了主体的真相与访谈的权宜性,谈论主体与践行深度访谈时也就必须谨而慎之。由于深度访谈本身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不宜对之过度倚重,而应使访谈还原到真正的参与观察之体系中。社会研究中的深度访谈应含括四个维度,即情境性、情感性、介入性和互动性。

  关键词:社会研究方法;深度访谈;主体建构


  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中深度访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似乎已是必不可少的,在社会学的质性研究或人类学中的民族志中,访谈都理所当然地成为获取实地资料的主要研究方法。深度访谈背后的方法论是以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尤其是主体建构的思想,这在当前的社会研究中大有盛行之势。目前很多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教材中( 包括大量译著) 谈论的大多是访谈的艺术和技巧,而很少去探究和反思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的访谈本身可能存在的固有缺憾。事实上,深度访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亦是建构的产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深度访谈在社会研究中究竟应处于怎样的地位? 它有何局限性? 它与参与观察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社会研究中的主体建构又是如何可能的?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一、深度访谈中的“罗生门

  2013 年6 月20 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海外民族志工作坊”的圆桌会议上,美国华裔人类学家阎云翔基于自身多年的人类学田野实践提出两个基本的问题供参会者探讨,一个问题是人类学田野作业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即微观世界如何与宏观世界相联系,或个体如何感知瞬息万变的全球化世界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则涉及参与观察中的访谈。阎云翔对民族志研究中访谈的作用和地位的重新审视成为本文写作的直接触发点。学界通常认为,访谈所涉及的是个体的生活经历、感受和行动表述,它包含着主体性和特殊性。然而,我们同时面临的另一尴尬问题是对同一事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阐释。就此而言,研究者访谈的是主观事件,并不是被访者真正做过的行动,尤其不是其所处的特定情境中的社会行动。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并不存在一致的、大写的主体、真理和历史,这种立场也是20 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的诸多“后学”所持的基本观点。主体经历和阐释的异质性问题是许多社会研究者在田野研究中会经常遭遇的,那么实地调查者和质性资料分析者如何面对、处理访谈中遭遇的“罗生门”现象呢? 当访谈越来越成为人类学田野作业的重要方法时就越需要反思这种方法本身存在的局限性与缺憾。传统的田野研究注重长时段的周期性参与观察,而不是一味地依赖访谈,因为访谈对象有可能提供错误的或倾向性的信息,这在研究者对田野点信息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在这方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对萨摩亚人青春期的研究中被地方土著严重地误导,而提出了有违事实的、与西方对立的臆想性文化模式。[1]通常,传统人类学家是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获得对田野点整体的理解之后再做深度访谈,并在研究者的理解和感受之基础上来判断受访者所提供信息的信度和效度。这不只是由于受访者可能因各种文化的或个体的因素而有意地提供虚假、错误的信息,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可疑的信息在其提供者看来是确信无疑、不容置喙的。这个问题背后还隐含着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即人类学研究中存在的伦理判断与伦理情感,或道德经历与道德情感之间的分离:

  原本本能的行为在事后访谈时会给出一个非常完整的解释。这背后涉及两大传统: 一个传统强调道德经历、强调解释,它延续康德、福柯的路径; 另一个传统强调伦理情感,它靠日常的潜移默化的、大的社会环境来形成,与社会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休谟等都有论述。所以,伦理判断和伦理情感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民族志。①

  阎云翔这里所指出的“伦理判断”(moralreasoning) 和“伦理情感”(moralsentiment) 之间的对立在非参与性的观察中尤为容易出现。脱离具体行动情境的访谈很容易导致个体经历与个体情感的分离,受访者会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说辞和阐释,有时这种自我辩护甚至是潜意识的。因此,研究者完全倚重于访谈所完成的田野研究更多的是针对个体的主观世界,而主观世界是个人生活的主体性反思,是主体对经历过的事件之反思,它并非行动者真正做过的具体行动。

  事实上,深度访谈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其地位并非一贯如此,访谈并非一直都是民族志研究的主要方法,早期的一些人类学家并不提倡从进入田野伊始便进行访谈,而是主张长期的参与观察。民族志不等于访谈,民族志方法也不尽是访谈,它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法。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美国的民族志文本中很少会像今天这样大量地引用访谈对象的原始叙述,甚至以访谈对象作为话语主体。作为“民族志社会学家”的欧文•戈夫曼在其学术生涯中所从事的几乎所有的研究( 均为 80 年代以前) 都没有访谈实录,我们在他的著作中看到的是他本人的“客观”叙述。在戈夫曼本人的经验研究中,诸如英国北部的设特兰岛、美国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和拉斯维加斯赌场等,访谈并不是唯一的、主要的方法,参与观察才是。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中开始大量出现直接引用访谈对象的话语,在许多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中充斥着受访者的直接引语,以突显访谈对象的主体地位。随着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等思潮的兴起,人类学研究中主客体关系开始发生改变,信息提供者不再是被动的、不具反思性的“客体”,他们成为研究者的合作伙伴,甚至是学术文本的“合著者”。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看来,深度访谈作为一种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地位的突显在根本上与主体思想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地位的隐归有着莫大的关联,本文试图就此作简要的梳理与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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