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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江绍原于1898年(即清光绪戊戌年正月二十日)出生于北京一个“京官”家庭。他的祖父江韵涛任翰林院编修，父亲江德宣任工部员外郎。祖籍安徽旌德江村。他十六岁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班，后即自费赴美求学，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院。学习两年后因病辍学返回祖国。他对今后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感到迷茫。当时《新青年》杂志进步思想在青年中很有影响，李大钊号召青年要“开辟新途径”“创造新生活”;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示了封建制度的本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提倡科学与民主。这一切使北大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凭着求知的渴望，随即跨入了这所大学的大门，成为一名哲学系的旁听生。从此即与已在校的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相识，逐步成为师与友的亲密关系。他先后成为“新潮社”成员、《语丝》的主要撰稿人。同时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宗教学专著《乔答摩底的死》，揭开了以科学态度研究宗教的帷幕。
1919年6月他又积极投入“五四”运动，参加“五四”学生大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东交民巷使馆区，被军警拦截。他即与罗家伦同学作为学生总代表前往各国使馆进行交涉，要求准于通过，又遭拒绝。愤怒的学生即调转队伍冲向军阀曹汝霖住宅，火烧了赵家楼。据罗家伦后来回忆录中记载：“当天闯入曹家有的学生火烧赵家楼同时，还把曹汝霖的古玩饰物等打得粉碎，江绍原还拿了一床被子，拖在地上，撕下红绸被面，拿在手上乱晃，口里喊着“胜利了!胜利了!”，当场即被军警捕去“。当天有三十余名学生被军警殴打和拘捕，其中北大学生五名(罗家伦、江绍原、周炳林、康白情、段锡朋)。后经各界的声援和各校学生举行罢课以示抗议，被捕学生始被释放回校。当他们返校时，在校同学们悲喜交加迎上来与他们抱头痛哭，庆贺他们这一斗争胜利。
他在北大学习期间即开始了对于世界各国宗教史的研究，不断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了他的《说明研究宗教学之紧要》、《宗教与人生》等论文。“五四”运动过后，学校又派他赴美深造。首先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宗教学系，毕业后又往伊林诺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并获得该院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留学期间不断刻苦学习，同时又注意收集国外有关的新成果、新资料。如将德国哲学家亨斯.杜里拉所著的哲学新论《实生论大旨》一书以及其他外国有关资料如《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宗教杂志”》、《毕可海的“印度宗教书籍大纲”》等译成中文，寄回祖国发表。当时北大蔡元培校长赴美考察，江绍原为他担任翻译。不久学成回国后，即被母校聘为哲学系教授，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名教授，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他在此后不断在《新潮》、《语丝》及《晨报副刊》、《国民晚报》、《贡献》、《科学月刊》、《民俗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民俗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及小品文。
江绍原的民俗学、宗教学的研究，得到了周氏兄弟的关注与支持。周作人也是一位喜好民俗学的学者，他曾为江绍原早期出版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作序，表扬他的这一成果。他们为了探讨学问有着大量书信往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绍原租住在北京后门后局大院五号，房主决定将此房收回自住，只得另寻新住处。周家即将我们一家人接到八道湾11号这所故居后院安居，两家之间的来往更加亲密。在此容我再添一笔，江家从此开始在这所故居安住了数十年，时至今日仍有江家子女继续居住于此，怀念着周江两家先人结下的友谊。江绍原是一名无神论者，对于民俗、宗教的研究不是单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以它为阵地，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分析与研究，以达到破除迷信，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他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新民俗学、哲学与宗教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他自幼即喜欢读古书中的民俗文集，如《淮南子》、《搜神记》、《山海经》等，也为他后来研究民俗打下了基础。鲁迅提倡大力开展对我国各地的民间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民俗进行研究，认为这是“重构祖国文明、重铸民族魂”的重要一环，也是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步棋。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江绍原接受了这一思想。当时学界对我国民俗学的研究尚在开始阶段，尚未能被充分肯定。但他在鲁迅的支持下，坚定了自己继续研究的信心。他于1927年应鲁迅之邀，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英语系教授兼代系主任之职，同时又为国文系开设了“迷信研究”课程，为创立我国民俗学科培养人才。这是以往各大学没有开设过的科目。随着时局的变化，不久即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中山大学有四十余名学生被捕。鲁迅提出抗议无效，愤然辞去中大一切职务;江绍原与鲁迅共进退，也离校往杭州另谋他职。不久蔡元培得知此情后，即推荐他二人担任南京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前身)的专职特约编纂员。
江绍原在他的后半生中，除了继续进行民俗学研究，发表论著外，先后在各大学任教。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大学、中法大学、孔德学院及西北大学、山西大学等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主要讲授课程均为英语以及民俗、宗教研究方面的内容。也曾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任院长、中法大学孔德研究院任研究员以及中法大学文化交流出版委员会任特邀编辑员等职。这家出版社曾将他所著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一书译为法文本出版。
当“七七事变”发生后，江绍原不愿离国他往，困留北京，闭户读书，不任伪职，生活清贫。周作人曾劝他出任教育局局长之职，也被他拒绝，仅靠变卖藏书、家中什物勉强维持生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夺取了胜利果实，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使他十分失望。他参加了由地下党组织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反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群众大会，在主席台就坐。会议尚未正式开始，国民党特务就捣毁大会，并将前来参加大会的陈瑾琨教授等人打伤。他怒不可遏，在当时地下党公开发行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拼死争自由》的文章，揭露和谴责国民党的反革命暴行。因此种种迫害向他袭来，他被列入黑名单，在京各大学对他停止聘用。他被迫离家出走，经友人介绍前往西安西北打在任教。不料在任教期间又因拒绝为胡宗南部队举办演讲会，再次遭到当地驻军的警告。此时妻儿五人留困在京，生活也陷入困境，幸有地下党组织给予他们的关怀和照顾，得以度过难关，迎来了北京的解放。江绍原在西安闻讯后，立即抛弃了一切身外之物，在交通不畅的情况下，几经周折辗转赶回北京与家人团聚。
全国解放后，他在山西大学任教期间，曾被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出席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文联代表大会。后又遭到“拔白旗”运动的迫害，病倒后返京休养。他在晚年曾任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不断翻译出版了世界各国有关民间故事集，如《埃及古代故事》、《印度民间故事》、《西非神话寓言动物故事》等书。有关文物考古方面的著作也是他喜好的内容。他最后在商务印书馆任编审时，又由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任他为理事，1962年被邀请参加了全国政协扩大会议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但当“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又遭灭顶之灾。他所在单位商务印书馆造反派红卫兵指他为“资产阶级发动学术权威”，对他进行专政、抄家、隔离审查。同时他的老妻病子也遭批斗，不堪折磨相继去世，他本人也被强迫退休。他的身心虽然屡遭摧残，但治学意识不衰，对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在他年过八旬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又聘他为该会顾问，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也聘他为顾问，并经常接待中外学者的友好访问。他坚持对我国文物考古以及对《易经》进行深入研究，直至辞世。当他在弥留之际仍然抱着尚未完成的书稿不放，留下了终身的一大遗憾。
江绍原于1983年9月11日不幸在京病逝，享年85岁。他在坎坷的一生中，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学术人才;完成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出版了民俗学、比较宗教学专书十余本、论文一百五十余篇、民俗小品近五百余篇。他不愧为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一位民俗学家及宗教学家。他临终前留下遗嘱，去世后将他所藏的书籍捐献给国家，并指定将有关民俗学的书刊捐献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将有关鲁迅研究的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我们兄妹四人遵照他的嘱托，将他的全部藏书献出，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以示对父亲的永久怀念。
江小蕙
2008年1月28日
文章来源：金鳌江氏后代的博客 2010-11-24 18: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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