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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长存至今、未曾中断的唯一文明。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融合发展，至今有56个民族。除了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曾经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民族外，大多数民族在文明历史进程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记载，以至于现有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是汉文学的历史，在文化视界上存在许多偏见和盲点。民间文学领域，是最早冲破偏见，展开少数民族文学调查与研究的领域，20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方面，出现了以《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三大史诗的全方位搜集、整理、翻译为标志的研究热潮，为世界范围内史诗学的进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现已查明的少数民族英雄史诗数量相当可观，在世界史诗的文化地理分布格局中几乎可以说占据半壁江山。只可惜过去的文学教科书受欧洲中心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制约，对此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像维吾尔族的《乌古斯可汗传》、《艾米尔古尔乌古里》，哈萨克族的《阿勒帕米斯》、《胡布兰德》、《哈木巴尔》、《英雄塔尔根》、《阿尔卡勒克》，柯尔克孜族的《考交加什》、《库尔曼别克》、《艾尔塔毕勒迪》、《英雄托什吐克》、《阿勒帕玛沙》，赫哲族的《满都莫日根》、《安徒莫日根》、《松香德都》、《希尔达日莫日根》、《爱珠力莫日根》，鄂伦春族的“摩苏昆”英雄复仇故事《英雄格帕欠》，傣族的《召树屯》、《相勐》、《兰嘎西贺》等，都只是在近年来才开始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大批史诗的发掘整理也为比较文学提供了更开阔的视野和大量田野作业的新资料。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播，以发掘少数话语、弱势话语为宗旨的文化研究的展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它一方面可以反衬出汉民族没有保存下来长篇史诗的文学史难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人们重新思考史诗的发生、传承及其文化土壤条件提供新的启发。
从总体上看，中国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相对集中在自青藏高原至北方草原区的半月形地带，与长期从事游牧生产的诸草原民族的分布和迁徙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这种情况再次表明，英雄史诗的产生主要以游牧文化为现实土壤，游动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民族、部落社会的大迁徙和由此引发的民族冲突与战争，构成了史诗叙述的基本题材，而战争所必需的勇武精神和英雄品格，则自然成为这一类英雄史诗的共有主题。相形之下，大凡在社会呈稳定形态，千百年间提倡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一类农业文化安居生活价值观的地域中，反战的和平主义精神占据着主导地位，尚武精神受到意识形态的某种抑制，英雄史诗的产生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呈现为不发达的状态。更进一步考察还可以发现，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同中古以来产生于欧亚大陆腹地的诸多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一样，均可归入“战马英雄”之类型，他们是人类驯养马匹以来在草原文化带所形成的“骑马民族”之英雄理想的文学表现。
从这一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境内最典型的骑马民族——蒙古族，恰恰也是创作和保留英雄史诗最多的一个民族，就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理解了。现已整理出的材料表明，蒙古族英雄史诗中较著名的有《江格尔》、《格斯尔可汗传》、《勇士谷诺干》、《智勇王子希热图》、《乌赫勒贵灭魔记》、《英雄希林嘎拉珠》、《仁钦·梅尔庚》、《阿拉坦嘎鲁》、《英武的阿布拉尔图汗》、《英雄忠毕力格图》等十多种。从地域上看，英雄史诗（或称英雄歌）“几乎为所有的蒙古部落所熟知，如喀尔喀部、蒙古西北、新疆及藏北的卫拉特部、卡尔梅克部、布里亚特部、巴尔虎部、乌珠穆沁部、扎鲁特部、科尔沁部、察哈尔部、阿巴嘎部、鄂尔多斯部、乃至达斡尔部和蒙古尔（土族）部都知道”（注：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徐昌汉等译，1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从世界范围看，蒙古族可以视为英雄史诗滋生繁盛的一大渊薮。如果说农业民族的文明总是把写成文本的圣人教训当成经典，那么蒙古人则把史诗奉为世代传唱不已的生活经典。
《江格尔》是蒙古族英雄史诗的代表作，它发源于西蒙古的阿尔泰山地区，那里正是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文化大本营，这部史诗历经400多年的口头流传，于1804年首次用文字记录下来。“江格尔”在蒙古语中是“强者”的意思，突出代表是这个强悍骁勇的民族价值观，与农业文明中产生的老子柔弱谦下哲学适成对照，这就像草原牧民的摔跤竞技与汉民族的太极拳所形成的鲜明对照一样。《江格尔》主要叙述阿鲁宝木巴地方以江格尔为首的12位雄狮式英雄以及6000勇士，同来犯的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最终获胜的故事。史诗除了突出歌颂英勇善战的骑马英雄江格尔，还同时突出表现了主人公与其战马之间亲密无间、唇齿相依的关系。那“神奇的骏马”不仅有名字叫阿兰扎尔，而且通达人情世故，甚至会说人话，有如神灵一般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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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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