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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演出能乐的人们的姿容中看到了忍耐着风雪的身影，他们并不是为了让人来看而演出，是因为必须要演出才进行演出。在当时，我曾思考这样的承受风雪希求（祈求）永远的心难道不就是宗教吗？要说他们一个一个都是怎样拥有这样的心的，那是因为这已经成为支撑他们的生活支撑他们的文化的力量了。不能承受风雪的东西是终究会消亡下去的。如果要承受住风雪，必须要有民众对它的支持。正因为有民众的支持，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才可能直到今日仍然延续其生命力，不然的话最后都将消亡。今日的神事已经丧失了作为宗教的意义，成为一副躯壳，是否已经是不得不要借助强大的国家之力了呢？失去了作为宗教的自立的力量，如果仅仅是把宗教仪式活动的残存作为具有文化价值的东西进行保护的话，或许还具有一些合理的意义，但是，如果以此作为“活着的”宗教且国家要对它进行帮助的话，这不仅仅将提醒我们对宪法（引用者注：政教分离的原则）的质疑，从民众方面来考虑的话，也会让我们思考这难道真的能够成为他们心灵的支撑吗？……希望宗教是民众所拥有的东西。
在这里，宫本常一对因为国家这个外在性存在的干预，导致“活着的”民俗发生变化的事实表示了忧虑。对于那些“死去的”或者“将要死去的”民俗，他虽然大致肯定了国家干预的保护政策，而对于凭借人们的内发性动机已经被行为化并且正在传承着的“活着的”民俗，他认为国家的干预是不可允许的。宫本常一提起的问题与现在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产生的进退两难的困境是共通的，这就是以保护为目的的民俗文化保护政策（也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其结果却是产生文化其本身发生变容的原因这个问题，这是很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24)。
但是，宫本常一并没有否定对民众生活的政治的、政策的干预这个问题。他自身也主张地方的民众主义，并担任了实行离岛振兴的全国离岛振兴协议会第一任事务局长，另外还担任了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委员（1957－1958年）、广岛县和山口县等地方政府的文化财专门委员。之所以宫本常一在文化财保护法修订之时吐露上述批评意见，是因为在这之前不管多少他与民俗文化保护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的日本民俗学者与国家的文化政策发生着很多的关联。而这种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以上论述过的国家层次的民俗文化保护政策，在各级层次上的政策以及行政事业当中，民俗学者一直以来都被动员进来参与其中。比方说，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在日本以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的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为单位呈现了自治体史编撰的盛况，在很多自治体史中都编入了“民俗编”，在与之相关的调查和编撰等工作之中，都和大量的民俗学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当时那个时代，要在以民俗学为生的人中找到和自治体史没有关系的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作为一项文化政策或者称为事业的这个大型的运动体，把很多民俗学者都卷入进去了。
现在，像这样的自治体史编撰事业的势头已经衰微，但在文化审议会等国家层次的委员会中、还有在地方自治体的文化财审议委员会等机构中，也存在着很多参与在内的民俗学者。但是，他们对有关自身的行为以及文化保护制度的政治性等问题，几乎没有自觉的清醒的认识，只不过是作为某种惰性，持续着这样的关联而已(25)。即使在作为这些研究者的学术组织日本民俗学会内部，针对文化保护政策以及民俗学者参与之状态的研究，也一直没有进行过充分的探讨。
举例来说，根据总揽日本民俗学史的福田亚细男的观点，在1954年文化财保护法修订以后，各地的民俗学者被文化行政所调动，并被组织起来编列于其中的倾向越来越多，到上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已经更加正规化。但是，关于这样的一种参与状态的探讨，在学会以及民俗学者之间并没有充分地展开，正如以下所示的那样，福田亚细男对此进行了批评：
关于对文化财保护法显示的关心，还有关于民俗资料这样的诠释方法，在日本民俗学会中根本看不到有展开议论的迹象。在《日本民俗学》（引用者注：日本民俗学会的会刊）中竟然连一篇相关的论文也没有刊登。民俗资料为文化财确立了其地位，并成为了文化财保护的对象，对此，在学会以及民俗学者之间却全然没有展开过讨论。对于文化财来说，基本上在作为“财”被认定之后就是一种固定化的状态，在人们的生活里把观察到的民俗固定起来的现象是否可能、或者说是否有意义，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虽然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在日本民俗学会中根本看不到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讨的动向(26)。
就像以上所述那样，虽然日本的民俗学者参与了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主导的文化保护政策，但是，从实际情况来说，却并不是通过学术的探讨和批评而开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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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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