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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启耀著：《我看与他观：在镜像自我和他性间探问》，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第一版
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珍藏的影集和照片，它们凝固了我们一生中许多难忘的瞬间，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视觉记忆。但我对于公共影像的关注，始于70年代初。有一次我在工厂宣传科办公室的柜子里看到一批“废片”，拍的是全民跳忠字舞的情景。由于当时我们到边疆当知青去了，没有亲历这样的场面，咋一见到，笑劈了。那么多一辈子和跳舞不搭杠身材各异的人，七歪八倒做着那些规定动作，那种荒诞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这些“废片”让我明白门面上的影像后面垫着多少被“废”掉的东西。后来进入摄影批评领域，也与这类“废片”有关，一是为吴家林曾被视为废片的摄影集写序(1993)，二是为“曝光不足”(即很难公开发表)的“中国人本”摄影展写评论(2003)。更多的是因要为学生开设跨界的和“边缘”的“影视人类学”和“视觉人类学”等课程，接触了大量摄影家和摄影作品。
我的摄影实践也由此开始。先是借人家的海鸥相机，蹭公家暗室洗印;80年代末，我才拥有了一台简陋的傻瓜相机，带着它到处跑，毫不知羞地在长枪短炮们“傻瓜让开”的叫声中按动自己的快门。碰巧这些“傻瓜型”图片进入了几部影像民族志(民族服饰、节祭类)画册(1991、1993、1994)，颇让叫“傻瓜让开”的长枪短炮们愤愤不平。1994年我接手《山茶》杂志以来，和朋友们加强了影像的分量，先后将其改版为《山茶·民俗文化实录》和《山茶·人文地理》，突出文化记录的现场感和立体感。就与摄影的缘分而言，我尤其要感谢这一段与朋友们艰苦创业的日子。为了在一波波流行的二手术语中留下点实在的东西，我们跑了西南很多地方，调查和拍摄了大量与视觉人类学相关的文化事象。所以，也算是与摄影有缘的人。
本书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研究项目”和“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视觉人类学导论》的部分内容。项目完成送交学校出版时被告知，一部太厚的书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为此，我不得不把它一分为二：针对本科生课程，只留下自摄影机发明百年来的部分，即狭义的Visual Anthropology(影视人类学);针对研究生的则是原书稿的前半部分和部分结语，即广义的Visual Anthropology(视觉人类学，另外成书，暂未定出版社)。事情还没完，由于书稿原有图片太多，还需要减，只好留下流媒体部分(人类学纪录片)，把关于摄影的内容删去，加上其他库存(其中部分篇章曾在《文艺研究》、《中国摄影家》等杂志和相关摄影展发表过，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修改)，竟已够另外成为一部专论摄影的书了。正好清华大学出版社约稿，就稍做调整，成为目前这个样子。所以，现在的结局，是一分为三了。它们其实是各有侧重互相关联的一套系列书稿。
本书的写作，为了尽量落在地面，所以主要面对我们身边的影像现实进行分析，而侧重在人类学的视角。这样做的结果也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对于自己熟悉的情况，就讨论仔细一些，而所知不多的，就忽略了。因此，对于在书稿中提及较简或没有提及的作品和理论，不是它们不重要，而是我的孤陋寡闻和叙述选材所限。许多摄影界朋友送我的摄影集和光碟，还来不及一一观摩，希望能有其他机会慢慢体会。
本书的完成，特别要感谢摄影界和学术界的朋友，他们让我分享多年的劳动成果，给我看他们发表和没有发表的照片，拉我参加各种摄影展和相关研讨会，使我得以接触大量影像文本;在本书写作中，他们慷慨提供自己的作品，使本书生色不少。他们是：中国民族志摄影先驱庄学本之子庄文骏先生，中国纪录片先驱孙明经之子孙健三先生，中国红色摄影先驱沙飞之女王雁女士，当代摄影家或影像制作人安哥、吴家林、吴文光、卢广、吕楠、李振盛、胡武功、石宝琇、姜健、杨延康、张大力、徐晋燕、耿云生、刘建华、刘博智、陈锦、潘伟、胡力、占有兵、王艺忠、王立力、王华沙、颜长江、李洁军、李楠、魏民等，视觉研究学者杨小彦、冯原、王瑞、鲍昆、顾铮、陈卫星、萧沉、臧策、蔡盟、雅克·德冯特等，影像策展人王璜生、李媚、段煜婷、曾威翰、黄建鹏、沈澈等，视觉传播界的王苗、彭晓、王端阳、《中国摄影家》杂志等，还有许许多多不能以“专业”定位但在视觉人类学领域十分重要的朋友，如村民影像计划的邵玉珍、贾之坦、农科、张焕才、王伟、扎西桑俄等，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邹雪平、章梦奇、唐志、罗兵等，中国白族百村影像民族志的王以志、朱庆、赵卓磊、赵敏、寸云激、李学龙、施立卓、尹明举等。这些朋友，或推心置腹交流提建议，或到我的课堂与学生交流，或赠送作品供教学观摩或授权发表，使我的课程和研究充满情趣。广州FOTOE图片库丰富的图片资源，更是本书影像的坚实后盾，图片库的领导者吴少秋、区进等，他们低调务实而极有水准的工作让人敬佩。
我要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周文中、郝光明等教授，是他们持续10余年实实在在的帮助，使我们田野考察群得以在南中国做了许多社会调查;感谢中国探险协会严江征、苏立克先生，在图文杂志《山茶·人文地理》最困难的时候，协会资助了我们改版的第一笔钱;感谢德国欧亚文化交流协会的陈澄声先生，他促成了我第一次海外视觉艺术交流;感谢台湾影友林克彬先生，他赠我们的4辆“野”字号越野车，为我们的田野考察提供极大方便;感谢美国加州大学李浈教授，她转交给我的上千幅农村妇女自我写真作品，使我感受到这些影像沉甸甸的价值。还有一起野跑的朋友，黄英峰、范建华、徐冶、申献杰、张学忠、李旭、拉木·嘎吐萨、于坚、濮演等，和他们在田野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永难忘怀的故事。
还有我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山茶.人文地理》杂志、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文系和传播与设计学院的诸位同事，和你们一起共事是我的荣幸。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山大学，这所大学的开放、务实的作风和自由、包容的精神，已经足以使我将其认同为自己的可以托付终身的精神家园。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我的家人。我们家温馨的亲情关系，浓郁的学术和艺术氛围，是我这辈子能够安心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工作的保障。从事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妻子和女儿先后在香港高校读研，除了应付自己紧张的学习和研究项目，还花大量时间为我查寻了一批外文资料，在我遇阻时为我翻译和解惑，极大地弥补了我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在学业上各有所长，却能互补。在外的田野考察常常成为我们三人同行的旅程，拍照成为我家习惯性的动作;在家的书房更是我们共有的神游世界，在一起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我们三，在与天地对话，和智者交流的日子里，痴心如故，不觉岁月如梭。
邓启耀
2012年8月，于广州
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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