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记忆与灾后重建的对照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燃比娃盗火》为古羌的某支系迁徙至岷江流域之前,其居于西北地区(青海)的口传原始史诗,史诗言明了西周气候震荡与他们被迫迁徙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应是成立的。而包括《羌戈大战》与《燃火种》在内的羌族口头艺术作品,作为历史的记忆体,一万面在史诗中记录下气候的灾难性变化,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灾难与族群自身迁徙的互动关系。
奥利佛一史密斯曾坚持认为,灾难的根本原因更多是社会而非自然的,在对羌族口头艺术的灾难人类学审视中,笔者以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远古人类尚无法大规模影响与改造自然之时,天气与气候,地理与海拔,这些自然的因素无疑占了更加重要的成份,但在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即使是纯自然的灾害,当它降临时,灾难就不再成为一种纯自然的现象,人地关系间彼此的亲密度越高,灾难对人类的影响就愈大,从这个角度而言,灾难人类学视界下的社会现象与历史过程的变化,总是伴随着灾难的产生而兴,也伴随着灾难的进程而变。如从青海省化隆县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生计模式变化与人口流动,是影响其聚落形态演变和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主要原因[19](见图一)。
图一:文化/人口规模与青藏高原东部5个研究点木本花粉合成记录的对比(图据《青海省化隆县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而羌族的口传艺术,作为“前文字社会”的残留,其重要持质,即:“在前文字社会中,人们的传统知识是每一种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并通过口头方式一代代先后传授。其中大部分知识是基于实践观察和个人经历”[20],对于今天的人类而言,不仅是包括灾难人类学在内的远古历史与记忆的珍贵文献档案,更是人类重新审视并处理好自己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带现实主义意义的对照标本。这种对照标本,对于羌族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在经历了“5.12汶川特大地震”的劫难后,据有更加现实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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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前引书,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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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卜风贤:《周秦汉时期农业灾害和农业减灾方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1版,第51页。卜在专著中认为周秦汉时期为古代农业灾害系统初现期,其论述虽以农业为主,但农牧均为绝对依赖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的生计模式,固可资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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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在该文结论中,作者认为“从先秦至汉魏六朝隋唐宋,整个西部都是一个大方言区”,“从语音内在的特征出发。我们初步可以得出结论,宋代的西音应是上承秦汉时西部秦晋梁益音系而来,属于西部方言的一支。”这间接说明远古四川古代族群与西北地区的关系。
[18]李明主编:《羌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2009年9月1版,第47页。
[19]马敏敏、董广辉、贾鑫、张占仓:《青海省化隆县新石器-青铜时代聚落形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第四纪研究》,第32卷2012年3月第2期。
[20]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周云水等泽:《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第六版)。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1版,第180页。
[21]龚珍旭等主编:《情系尔玛——首届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灾后重建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1版,第239页。
(原文刊于《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焦虎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 羌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绵阳 6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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