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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中，史诗中的“洞”，可指洞穴或地穴，笔者以为指代地穴可能性较大，以西北地区同一时期与古羌关系密切的几处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为例，其中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诺木洪文化以及沙井文化，年代时段大多在商周两期间，可资比较。其中，卡约文化房址为半地式房子，有大量窖穴遗址，高寒边远地区以放牧羊群为主，女性墓中发现有骨针，葬式多样，有火葬墓;辛店文化主要分布于青海，在遗址中发现有半地穴式房子，窖穴分布密集，发现锡青铜器;寺洼文化为地面建筑，但其制陶业与手工纺织业十分，葬式为火葬，并将骨灰盛入陶罐中，个别陶器颈、肩部镶有白石珠;诺木洪文化中虽发现有土坯房址，但带窖穴功能的土坯坑发现较多，牧畜以羊为主;沙井文化发现有窖穴、冶铜业和确切的麻纺织品，随葬品中发现羊卜骨。更重要的在于，史诗中并未有铁器文化出现的痕迹，将之最晚产生的时间(下限)定在东周也是妥当的。以上分析可对比列表于下：
史诗名词与西北考古发掘对照表
时限 分布区域 居住类 用具类 用具类 用品类 宗教类
史诗 远古 尼罗甲格山 洞 火钳 瓦盆 麻布袋 白石
卡约文化 前1600~前600年 甘肃以及青海(中心区) 半地穴、地面 冶铜业 彩陶 纺织 随葬 砾石、卵石
辛店文化 前1400~前700年 甘肃、青海、陕西 半地穴、窖穴 锡铜器 彩陶 随葬 砾石
寺洼文化 前1400~前700年 甘肃 地面 冶铜业 彩陶 纺织 白石珠
诺木洪文化 西周~战国 青海 地面、土坑 青铜 彩陶 羊毛制品、皮革 石饰品
沙井文化 前900~前409年 甘肃 地面 出现铁器 红彩陶 麻织品 羊胛骨卜骨
通过以上综合对比与分析，笔者认为，时间上而言，将此史诗产生时间上限认定在西周、下限定在东周是较为适当的。 其产生于西周的可能性偏大。
(二)、关于史诗初型诞生的可能地点，史诗深蕴的几处隐秘指向十分值得注意。其一，在较早期的《羌族民间故事集》这个版本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出版社，1988年7月1版)，“燃比娃”又被古羌语称为“尕刚”(意为“我儿”)，“尕”是中国西北地区至今仍在普遍使用的古方言，用在姓、名或排行等之前，表爱称，意为“小”，只用于男孩子身上，这是中国西北地区，如甘肃、青海等地独有的表达方式。史诗中“尕刚”，笔者认为其音近“尕嘎”，应为“尕格尔”或“尕扎尔”的音转，而后二条方言仅流行于青海地区，其意均指小孩[15]。正如下文将要分析到，这种西北古方言出现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口传艺术的原始史诗中绝不是偶然的;其二，这个版本中，喜鹊与燃比娃有一间对话为：“撤，撤，格里撤”，现代羌语译为“去，去，向前去”，中国西北地区农民在放牧驱赶牛、羊时，至今仍在普遍使用“撤，撤，......撤”这一句传统的吆喝声(古羌人将“山羊”称为cea，音“泽”，放牧时也吆喝“泽，泽，...... 泽”之声)，这种方言与“尕”一样，带有明显的西北特色，最早应为西北方言，而西北方言，特别是甘肃与青海的方言，至今保留下较多古语是语言学界公认的。以甘肃为例，有学者就认为，这里“保留了较多的古语现象，存有汉藏语底层的东西。”[16]单音节的“尕”与“撤”(“泽”)均为古语音，它们出现在羌族口传艺术中，应是其语言中西北民族语言远古基因的残留，也是古羌从西北地区迁入岷江流域的另一个例证[17];其三，从神话学比对的角度而言，诚如李明在《羌族文学史》中的分析：“《燃比娃盗火》等神话，曲折地反映了羌族原始先民与‘猴’的特殊关系。该神话说，燃比娃浑身长毛，有尾巴;羌族神话叙事长诗《木姐珠与燃比娃》说燃比娃是猴毛人;神话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中的斗安珠也是一身毛有尾巴;羌族神话《猴人变人》也说人类祖先是‘猴人’变成的。羌族神话《戈基人的故事》也说羌人是黄猴变的。《羌族社会调查》一书在介绍汶川县龙溪乡端公经颂祖先(木姐珠)中也说，羌人男祖先神燃比娃(在茂县南部和汶川北部羌区则说男祖先神是斗安珠)类似猴子，浑身有毛。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羌族民间仍把燃比娃或斗安珠奉为祖先神。”[18]他引用了古代文献中所记北朝时党项羌“皆称猕猴种”，认同这一传说为羌人“图腾象征的残留”或古羌“图腾崇拜遗迹”。笔者进一步认为，“残留”也好，“遗迹”也罢，都说明了该史诗就产生于古羌人世居的西北地区，其与党项羌“皆称猕猴种”的祖源信仰之间存在着互连关系，为同一信仰源头下的两个分支子系。如果以居住类与方言对比为主要参照系分析，笔者认为史诗初型诞生的地点在青海的可能性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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