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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羌族的口头艺术作品是古羌社会与历史的百科全书与口头档案，保存着不少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记忆片断，其中就包括先秦时期气候的剧变与古羌迁徙之间关联的记录。在灾难人类学的审视下，通过对羌族与此相关的口头艺术作品的研究，一方面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古羌的迁徙与自然生态变化之间紧密的联系，为解读与还原羌族史诗的初型找到创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对今天羌族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主题词]：羌族；口头艺术；气候变化；南迁；
羌族是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由于羌族一直没有本民族内通用而规范的文字，因此，流传于民间的口头艺术作品在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记忆中便占有非要重要的特殊地位。羌族的口头遗产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世代口授和长期歌唱而传承，它不仅是羌族人民文学的创作品与精神生活的寄托体;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体裁多样的羌族口头艺术作品，也是羌族人民历史的记忆码与社会演化的“活档案”。
现在，通过对岷江上游大量的石棺葬墓群考古与断代，先秦至汉，无疑是石棺葬墓群较为集中的一个历史时期，虽然对于石棺葬墓群的族属有所争议，但其中大部分与古氐羌系有关也是可能的。如据笔者调者，在上世纪90年代末，龙溪乡直台寨农民挖出了连片的石棺葬墓群，羌学者余永清目睹了整个过程，在墓群旁的祭祀坑中，他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火烬，旁有一块重达上百斤的巨型白石(白石留有火烧后的痕迹)，这明显是氐羌信仰文化的独有标志。这说明，先秦至汉，也是古羌人迁入岷江上游较为集中的一个阶段。笔者认为，在对古羌从西北向西与向南大规模迁徙动因的判断中，这一时期内，除了中原统治者对西北部少数民族极端的打压外，中国古代气候剧烈的震荡变化，也是导致古羌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中，笔者尝试结合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与羌族口头艺术中关于气候描述的相关唱诗，对先秦时期，导致古羌迁徙的这一重要因素进行初步辨析。这种灾难人类学视角下的“考古和历史取向”( The Archaeological /HistoricalApp roach) [1]，一方面能加深我们对古羌历史及其迁徙、演化的了解，另一方面，这种取向也能增加我们对自然灾难和族群演化进程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先秦气候的震荡与古羌的南迁
在19世纪历史学家Grigg.D.B看来，在他的“迁移律”中，他将经济原因看成是造成人群迁移最为主要的原因[2]，而人口的迁移，不仅是空间与地理上的转移，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引起的“社会移动”。笔者认为，在对“迁移律”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进行分析时，人地关系的因素便显得十分重要，在构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各主要因素中，气候是变化性最大、至今人类了解最少且最缺乏有效控制手段的一种，也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影响最大的一种自然因素，其造成的诸多灾害，对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人类的大规模迁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居于岷江上游的羌族有句代代相传的古老谚语：“羊子离不开哈格(草);寨子离不开莫西(太阳)”，释比唱经《还愿插旗杆》中又云：“古人说得好，撒种太阳下”[3]，这些口头艺术作品都言明了气候对于羌人生计与生活的直接而漫长的影响。而在远古，相较于“华夏之争”，对于绝大部份仍坚持以游牧为生的古羌族群(部落)而言，气候——这种人力完全无法抗拒的自然因素，直接来自于上天(天神)，它比尘世的战争更为凶猛，依靠人力也根本无法改变。
满志敏所著的《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一书中，在“西周以前我国气候的基本特征和变化”一章，作者绘制了一张“大暖期鼎盛时期植被区划与现代区划的比较图”，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大暖期鼎盛时期(距今7200～6000年左右)，在中国西北部，包括今新疆、甘肃等地，为连片的草原，青海、西藏为森林草原，而现代全演变成为荒漠和高原草原。如果说，这还是一个宏观视角下的古羌先人世居的西北部气候变化过程史，那么，具体到先秦至汉，中国古代的气候进入了一个震荡的变化期。
在书中，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考证了《夏小正》中记载的物候，认为起码在夏代中后期“各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表明《夏小正》中反映的是温暖气候，它的温暖程度比春秋时期更暖和，当时的自然带大约比现代北移了3个左右的纬度。”[4]对于殷商时代的古代气候，他以殷墟动物群以及甲骨文的相关卜辞加证，认为甲骨文中众多的猎象卜辞说明，当时商都附近为亚热带成分，“从一些植物的考古发现中也可以见到当时商都附近的亚热带成分。如野生的梅树在当时安阳附近有大量的生长。1975年，殷墟遗址中发掘出一具食器铜鼎，其中除了装有粟外，还有不少的果核，据其尺寸和表面特有沟级和凹点的分析，这是梅子的果核，证明当时的商都附近存在有相当的梅树生长。现代野生梅树的主要分布中心在西南地区，在浙西和皖南有一个次分布中心，是亚热带植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两个地区目前都是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因此，当时商都也应存在亚热带或邻近亚热带的气候条件。”[5]这一时期，对于广布在西北部以游牧为主的古羌先人而言，气候是十分宜人的，夏季比现代温度相比比较接近，关键是冬季的气温与现代相比要高出许多，而大片的草原与森林草原，又十分适合游牧生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殷商血腥而野蛮的打压下，羌的族群在西北部虽有所偏离，但游牧族群与部落反而愈集愈多，并在华夏的西边形成了包括古羌在内以游牧为主的通称为“戎”的庞大集团。
从西周开始，中国古代气候就进入了寒冷时期，全新世大暖期正式宣告结束。特别是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比现代更为寒冬，“在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时期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已经由春秋时期的较温暖转向寒冷，这种寒冷状况在春、秋、冬三个季节中都有表现，其温度特征要比现代寒冷，因此这个时期是气候的冷期，不是温暖期……在距今3000年至距今2000年间，温度变化的特征是两低一高的态势，第二个寒冷的低谷就在距今2000年左右。可见从文献中得到的结论是与孢粉证据相吻合的。”[6]对青藏高原古气候的分析也与此总体吻合：“6.0～4.0kaB.P.该区木本花粉含量高于平均值，说明森林发育，研究区环境总体温暖湿润。4.0～3.6kaB.P，青藏高原东部的5个记录均显示木本花粉(森林)迅速减少，且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2.0kaB.P。说明从4.0kaB.P.开始，研究区环境迅速变冷干，且冷干气候一直持续到2.0kaB.P.。”[7]
从西周开始，气候持续地偏向寒冷(中间偶有反复，但气温总体已比夏商偏低)，造成原先畜牧业集团生计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完全改变：“本时期农业灾害在发生规模、灾害强度、灾害频率、灾区范围、危害后果、减灾措施、减灾思想等方面与远古至夏商时期都有显著不同，农业灾害的发生、危害及灾害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冲击已经呈现出复杂多样、日趋严重的发展趋势。多种农业灾害频繁发生，农业灾情加重，农业灾害不但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还进一步冲击到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形成灾害的放大效应。”[8]这其中，风雪灾害的破坏力常使牲畜亡损;春、秋、冬三季的异常寒冷，又使青草的生长期变长，成熟期变短。对于畜牧集团生存中必须依靠的牛与羊等牲畜而言，这意味着一年之中，只有夏季及前后，才能短暂觅食生存，加上先秦时期，先有《管子笠重篇》所言“汤七年旱，民有无子者”，即成汤时连续七年的大旱;后有《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即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前853年)连续六年大旱(现流传于茂县和黑水毗连地区“白石神的传说”中有“天上出了九个太阳之说”，似为这些旱灾残留下的口传档案)。古羌人的经济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人口的大量流动是其后果之一，也是迫不得已的唯一选择。而这种以集团或部落方式的人口流动，形成了板块式的“族群”漂移(笔者称之为“族群板块”漂移)，这是因为，正如地理学上板块构造学说所提出来的板块概念一样，在当时戎的大集团中族群也并非整体一块，而是分裂成许多习俗与血缘亲近的许多部落(胞族)，这些部落可称为“族群板块”，族群板块之中还有次一级的小板块(部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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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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