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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史记》使五帝系统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
尽管战国时代的五帝系统业已形成，然而它只是儒家一派所确定的上古帝王谱系，不仅没有正式纳入史官文化序列，也没有在民间产生较大的影响，故而不为时代文化广泛认可。所以一直到汉代前期，还有不同说法并存，《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安国《尚书序》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
司马迁的《史记》采用《五帝德》和《帝系》的五帝系统，著成《五帝本纪》置于全书第一篇，于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相继而出。《史记·五帝本纪》对黄帝等如此描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娶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帝喾崩，放勋立，是为帝尧。尧禅位于舜，舜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按照司马迁所列出的五帝谱系，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黄帝曾孙，尧为黄帝四世孙，舜为黄帝七世孙。
《史记·五帝本纪》不仅列出了五帝的世系，理清了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突出了血缘与德治，更主要的是把本来属于神话传说时代的人物的家世、个性、业绩等写得清清楚楚，使本来含混不清的远古传说清晰地呈现在后人面前。于是，上古的野蛮史变成了一部文明史，美丽的神话传说转化成了可信的史实，神话英雄、部族祖先成了人间的高尚帝王。随着神话时空被挤占，神话传说改变了性质，神话人物改变了身份，神话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化进程。历史五帝是神话历史化的最精彩之笔，它是一条以德治为主的传统主线，围绕在其周围的是血缘传统。历史五帝神话是中华民族的血缘之本，更是德治文化的范本。历史五帝成了以后民族融合的血缘与文化认同的根脉，无论是华夏民族(汉族)向外兼并扩张的外向认同，还是外围民族向内归依融会华夏民族的内向认同，他们都是打着炎黄子孙后裔与龙的传人的旗帜的(匈奴自认为是夏禹之后，鲜卑自认为是黄帝之后)。这是中国神话的内聚，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司马迁使五帝系统定型，并得到了全民族的认同。汉朝文化的大融合使华夏文化归于统一，同时也确定了华夏民族的精神灵魂，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根基。纵向传承的历史五帝神话一统地位形成了民族的共同历史，而横向的五方五帝神话则为中国哲学基本理论的坐标。横向的五方五帝与纵向的历史五帝两种体系的五帝神话将旧神话推向了极致，宣告了古代神话的终结。
总之，早期民族的融合不仅仅是武力的胜利，更需要文化的认同。龙图腾的胜利，华夏族的形成，炎黄先祖地位的确立，五帝系统的定型，都是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认同。早期民族融合促进了古代神话的传播与发展，对神话的丰富与保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古代神话的丰富内涵引导着民族的融合，滋养着民族的成长，影响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走向。
注释：
①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我国古代部族集团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二是以太昊、少昊、蚩尤为代表的东夷集团，三是以伏羲与女娲为代表的苗蛮集团。徐氏的古代部族分类为大多数人认同，但他把蚩尤归于东夷集团、把伏羲女娲归于南方苗蛮集团有待商榷。另再赘文。
②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认为我国古代民族分为三族：一、江汉民族，二、河洛民族，三、海岱民族。蒙氏所说的“江汉民族”大致等于徐氏的“苗蛮集团”，“河洛民族”大致等于徐氏的“华夏集团，“海岱民族”大致等于徐氏的“东夷集团”。蒙氏的古代民族分类也有部分支持者。
③《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失华夏。”
④《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以服事诸夏。”
⑤《左传·定公十年》载：“商不谋夏，夷不乱华。”
⑥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61—262页。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3-10-15 原载《中州学刊》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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