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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大力倡导思想解放运动的周扬同志，因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而遭到猛烈批判和攻击后，于11月6日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作为民研会主席的他，在秘书搀扶下，于12月8日带病来到崇文门向阳招待所(现崇文门饭店)民研会二届二次理事会的会场讲话，当众与钟先生有一段对话：
周扬：我不知道我们攻读民间文学博士学位的有多少人。
钟敬文：我们现在还没有招，教育部授权我培养博士研究生，但我考虑到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招。
周扬：我认为应该招收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这倒不是为了名誉。按照民间文学的财富，是应该也可以产生博士的。关键是我们的重视和培养。博士学位可以反映学科的水平，研究的成果，也反映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
钟敬文：外国人研究我们的东西，得到博士学位的很多。
周扬和钟敬文的这段对话，成为促进我国开始培养民间文学博士研究生的先声。
民研会要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换届。周扬同志病了，他提出不再担任民研会主席了。谁来当这个主席，一时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我被中宣部干部局老局长召去商量人选，并告诉我，有人把干部部门拟定的钟先生的名字勾到了后面去，使林默涵同志很是生气。我想，既然组织上给了我这个权利，我就毅然地把钟先生的名字改回到了第一位人选。我的意见，最终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和认可。也因为此举，我给自己种下了连绵不断的祸根。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极不顺利，虽然代表们一致选举钟敬文先生为第四届主席。在钟先生领导下，与他共事的年月里，我们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个重大的民间文学工程。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和掣肘，顺利推动工作的进行，我提名由周巍峙部长和钟敬文先生担任常务副总主编。在长达25年的调查和编纂过程中，钟先生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1992年，处在困境中的我，下决心研究中国的原始艺术。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时，得到了钟敬文和林默涵两位领导兼专家的推荐。没有他们两位权威人士的推荐，依我当时的处境，怕是很难获得通过评审的。在中央党校科研部的主管下，经过六年的艰苦研究，在课题结项、《中国原始艺术》书稿出版之后，钟先生不仅慨然出席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8年9月22日联合召开的出版座谈会，而且还以《我的原始艺术情结》为题作了长篇发言，他当着几十位文学理论家、民间文学家的面说：“作者花费六年的时间写出这样一本书，成就是很大的，不是急就章。在这个过程中间，要一面搜集材料，一面进行思考和摸索。当然不能说，其中每一个章节都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了。即使最伟大的著作，也只能是在个别章节上有所贡献。《中国原始艺术》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无疑是初战告捷，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原始艺术研究迈出了第一步。总之一句话，这是一部严肃的科学著作。”[1]钟先生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给我莫大鼓舞和安慰。
有一次，钟先生在闲聊中对我说，1925年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庄严等五位北大学者上妙峰山进香，他没有赶上，成为他终生的遗憾。我把他的话记在心里。1995年5月，那时我是中国旅游文化学会的副会长兼旅游民俗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便以这个名义，在门头沟乡乡长李春仁的帮助下，在北京西郊召开了“首届中国民俗论坛”，并参与主办了恢复初期的妙峰山庙会，借这个机会陪同钟敬文先生登上妙峰山，实现了他的平生夙愿。上那一届妙峰山庙会的文化界人士，还有时任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原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中国旅游文化学会会长、中国日报原社长江牧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于是之，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等。也就是在那次“民俗论坛”上，钟敬文先生在回答程蔷先生的提问时，系统发表了关于“历史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的观点。
认识钟先生以来，我多次去过他的小红楼家里，或请示商量工作，或看望交谈。有一年暑期，是陪同执教于日本福冈西南大学国际学部的台湾神话学家王孝廉先生去的，钟敬文和陈秋帆先生破例在家里请我们用餐。大家挤在他的小屋里，热得满头大汗。王孝廉对先生的朴素生活感慨不已，回来的路上同我们商量，要给他买一台空调。1998年1月21日，85岁高龄的钟敬文先生偕同马学良先生到我家里来，并留影纪念，与我们夫妇交谈良久，是我终生难忘的。
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并论证了建设“民间文艺学”的命题，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和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的命题。他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前进的基础。
(本文系2013年6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1]钟敬文《我的原始艺术情结》，中国文联编《文艺界通讯》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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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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