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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艺教育思想的形成与特点
从广东五坡岭的陆安师范到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以自己70年的经历，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始终不渝的目标──发挥民间文化自身的功能教育民众，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奋斗。这一目标的最初确立，是在“五四”春雷震撼了五坡岭的陆安师范时期。当时学校的部分师生部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开始转变了看待传统文化的眼光。钟敬文在陆安师范的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和大多师生一样，萌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由此产生的对平民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兴趣;二是在此获得的对早期师范教育的认识和所得到的教师职业训练。这两者的结合，从根本上促成了他不久把民间文化教育作为终生事业的选择。数十年后，他还记得当年跟随师生一起上街游行，做白话诗的情景。他强调说：“师范教育在中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如同工业中的重工业一样。……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人，是富有活力和希望的青年一代。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人类的青春。培养他们的工作，不但具有高贵的意义，同时也悬富于内容和兴兴味[1]。”
陆安师范毕业后，他那个并不十分宽裕的中产家庭，已无力供他进入当时风行的理工科院校专业继续深造，他便就近在故乡小学教书。但差不多就存同时，另一股来自北方的强大风潮使他的心灵鼓翼了──北大的歌谣学运动的影响，使他成了一个热心采集歌谣故事的青年民间文学爱好者。家族的亲人、故乡的邻里、学校的师生都成了他的采访对象。四五年间，他辑录了民间文学作品七八十篇，陆续为国内的学术刊物所登载。他在此基础上，吸收当时国际先进民间文学理论撰写了十数篇理论文章，也相继在北大《国学门月刊》和《歌谣》周刊上发表。胡适后来在《白话文学史》中评价：“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们知道真正的平民文学是什么样子[2]。”当时年仅23岁的钟敬文，在收集整理和理论探索双方面，开始发挥了他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中的影响。
1926年秋，他有机会来到了华南的大城市广州。他先入岭南大学，后到中山大学，跟傅斯年先生作助教。傅是“五四”文化前驱、北大歌谣学运动的支持者，当时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的新文学思想和精干的教学作风，引起了钟敬文的敬佩。但对加速钟敬文的思想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北大教授顾颉刚等人的到来。
1927年春，顾因不满北平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应聘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把北大时期开创的民间文学活动同时带到了中大。顾先生当时已在国内历史学界享有相当声誉。但他却怀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出于对民族内忧外患的切肤之痛和对水深火热中的亿万农民的深切同情，力图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中，找到一条变革现实社会的出路。同样，前此孤军奋战在南国的青年学者钟敬文，也正是出于对民间文化改善国情的功能的深信不疑。忘年的共鸣，加上对顾先生学识、人品的由衷仰慕，使钟敬文暗下决心，毕生转向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事业。他们共同创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把北大时期的歌谣运动深化为民俗学运动。同时，他们举办了由地方民俗活动骨干参加的第一个民俗学传习班，开始了把大学教育与民俗学理论干部培训相结合的最早实践。
20年代末，钟敬文通过接触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初步了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开阔了认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功能的眼界。他体会到发掘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与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以及反映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体现祖国的尊严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因此对当时日本、西欧的某些学者诬蔑中国人的思维缺少创造力，嘲讽中国神话不发达的论调十分愤慨。他认为中国创造了与希腊、罗马一样丰富的文化，只是没有整理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项工作才显得无比光荣和义不容辞。他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受到一种强烈的振兴民族文化的心情的驱使。”他从此在注重学科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学科研究的社会责任感。
真正使钟敬文在民间文化教育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的，还应该说是30年代初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为他提供的舞台。他在这里终于有了理论与实践的可能，将自己的民间文化功能思想与师范教育思想直接挂钩。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是一所设立在杭州西子湖畔、专职培养民众教育工作干部和师资的学校。学校设民众教育专修科与民众教育师范科两个专业。这期间钟敬文与浙江同人所从事的另一重大学术活动，是创建了中国民俗学会，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他同时展开了正规的民间文化学校教育的独立探索。他在民教实校的工作贯穿了一种崭新的特色，即社会学术活动中迫切需要的研究意识，与教学活动中迫切需要的教材系统意识的互促共进。他在这一阶段主要做了3方面的工作：
第一，认真思考发生民间文学功能的内涵，或说民间文学的对象、范畴、类型特点和表现手法等等。他撰写了一批诸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民谭型式》〈1933年译成日文在日本《民俗学》月刊上发表〉等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
第二，首创《民间文学》课程的讲授和撰写了我国第一本这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教材《民间文学纲要》〈铅印本〉。
第三，兼事国文教学。反对以宣传下层文化而全盘否定上层文化，主张在彼此借鉴中创建下层文化的新理论。
1933年，钟敬文关于《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的论文发表，首次提出了他的民间文学教育思想。他认为，民众口头创作与民众教育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从研究者的角度看，民间文学是“镜子”，从中可观察到民众的情感、生活和环境;从民众的角度看，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则是民间固有的传统教育方式。采用了民间文学，便是使用了民众教育的最佳工具[3]。
接着，在1934年发表的《前奏曲》一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他的见解，指出，正如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的器官都不可能没有效用一样，任何一门学问的存在也不可能没有用处。民俗学 (包括民间文学) 等科学，适应特定时代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人们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它一经产生便具有功能。中国民俗学在“民族束缚的解放、民众教育的提高等迫切问题”中产生和发展，所以它特别有益于农村民众教育。现实也“需要这一学问研究的结果，以为实际解决的资助”[4]。在钟敬文当时的民艺思想构成中，民间文学仍占主要地位。但他又透露出要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来增进教育效果的想法，这反映了他对当时只凭有限的民间文学理论，尚不能给中国急待发展的民众教育以充分精神养料的警觉，以及他要求自己提高理论修养的潜在意识。
1934年春，他终于放下教鞭、东渡日本。他一头扎进了早稻田大学那高达九层楼的图书馆，师从著名神话学家和民俗文化学家西村真次与松村武雄博士，重新开始了阅读、写作和思考。至1936年夏回国，再度执教浙江民教实校，他已摆脱了20年代所受的北大教授们的文艺学观点和英国文化人类学派的影响，认识到国际上那些注重形式的研究法的不足，逐渐走土法国社会学派的道路。到抗战爆发前，他所撰就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民众文艺之教育的意义》、《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等文章，已反映出他的几种新的教育观点：⑴教育是民俗学的功能之一。民俗教育和学校教育
共同执行着民族的社会与家庭教材的任务，而民俗尽着更广大、更实际的教育职能。(2) 民众教育的手段不止民间文学，还应扩大到民间各种制度、民间科学、伦理工民，民间艺术、民俗语言等等，即包括精神习俗、物质习俗和社会组织三方面。(3) 不再坚持对民众教育的浪漫、热情的估计。根据对中国民众生活模式的冷静估价，指出民众教育对这种模式的改造，不可能起决定作用，但起重要作用。钟敬文概括他这一时期观点的核心，“第一是关于学术的，第二是关于教育的[5]”他认为首先是学术的，才能把握民情的本质和国情的特点，争取民众教育的效果，同时又必须是教育的，这样中国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工作者才有为社会进步服务的牢固根基和发展学术的现实士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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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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