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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今本《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春秋后语》补入，则就《史记》、《战国策》二书而言，司马迁之作无疑是原创;那么，是否还有可能如孙星衍所言，《燕丹子》出自先秦，而“《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呢?
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的拟作。比较《燕丹子》与江淹经历及其创作，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某些颇为特殊的关联，如《燕丹子》所写太子丹与建平王刘景素颇多相似，而荆轲身上依稀能看到江淹的影子;此外，《燕丹子》文风与江淹散体之作不乏一致，且江淹本以擅长模拟著称。简言之，江淹可以说既有撰写《燕丹子》的动机，同时也具备写作所需之条件，《燕丹子》出自江淹之手，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若将《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对读，则不难发现二者多有差异，比如说太子丹与鞠武的对话，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某些人物细节描写等，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人物关系的变化(如太子丹取代荆轲成为故事的主角)，叙事重心的调整(《燕丹子》增加了田光评点太子丹门客、荆轲与夏扶舌战等场面，以及太子丹厚待荆轲三事)，故事结局的改变等，更是呈现出《燕丹子》独有的创作特色。所有这些变化的发生，如果只是归因于对先前民间传说的吸纳，或后代文人的润饰，实在过于勉强;而如果联系建平王其时所面临的情势及江淹处境，便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罗根泽曾撰文指出，《燕丹子》成书时代“上不过宋，下不过梁，盖在萧齐之世”，这个判断大体不错，但如果说得更具体些，《燕丹子》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
综上，荆轲刺秦故事最早实见于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其后晋人孔衍据之改写成《春秋后语·燕语第十》之荆轲刺秦篇，南朝江淹则取其故事框架，想象虚构创作小说《燕丹子》，隋唐之际又有人对孔衍之作稍加剪裁补入《战国策·燕策》，后人失察，遂有司马迁抄自战国史料，或《燕丹子》为《史记》事本等误解。
以上所说如若可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自唐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误解，是否应该予以纠正呢?相应地，诸如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荆轲刺秦文章选自《战国策》而非《史记》，文学史在介绍《史记》叙事艺术时以荆轲刺秦事为例说明《战国策》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史论著将《燕丹子》作为汉代甚至先秦小说加以论列，进而肯定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达到成熟之境等问题，我们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另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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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22日15版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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