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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10月,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日子。这次去北京不是想去看天安门，看故宫和首都许多有名气的景点，而是借参加一个会议的时间，专程看望我久仰的、一生想见到的一个人，他就是中国民俗学领袖钟敬文先生。那年他99岁高龄了。
10月27日，全国第七届《大地之光》征文评选，我与同事何富生合作的《葫芦河畔歌悠悠》文艺专题获二等奖，且颁奖大会在世界人仰慕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因之，早就准备好了行囊，从兰州乘火车前往北京。
26日下午两点多，火车到达北京西站，我拨通了陶立璠先生的电话，让他到车站来接我们。我第一个下车，一看见陶先生向7号车厢走来，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心情，我十分高兴。于是我们跟他走出站口，坐上出租车，好大一会儿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他的宿舍楼。
在陶先生的宿舍楼做客,好多往事涌上心头。和陶先生从上世纪90年代书信神交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很是遗憾。1999年借策划、组织甘肃泾川西王母民俗文化(神话)学术研讨会，总算邀请来了他和中国民俗学会的许多朋友。在泾川，我见到他，见到了我想见到的许多中国民俗学会的朋友。那会儿我坐在陶先生家里，我们畅谈着我们该说的和想说的话。我参观了陶先生的书房，欣赏着他的画，品着淡淡芳香的清茶，说着友情，谈着往事，身临大学府大学者之家，有一种高雅文士的感觉。
当日下午5点刚过，陶先生送我们去京丰宾馆报到。晚上，朋友刘一君邀请我们去参观天安门夜景，我欣然允诺，与富生等坐上他的车向天安门驶去。北京的夜晚是美丽的，是一种流动色彩的综合美丽。
27日上午九点，参加完“第七届中华大地之光”征文颁奖开幕仪式，在中午吃饭时，杨利慧教授的研究生徐芳打来电话，言杨教授安排我下午去看望钟老，于是我拨通乡党谷伟学的电话，要他送我们去光明日报社附近的友谊医院，钟老住在那里疗养。相约的几个人都几乎同时到达京丰宾馆。我下楼接小徐时，正好碰上小谷和一位驻宁夏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刘全龙先生，多巧啊。车和人都到了，上楼后小坐，大家互相认识后，我提上为钟老准备好的简单礼品，坐上小谷的采访车，冒着大雨去医院。车飞溅着水花，穿过繁华的几道街，便到友谊医院，我们上了五楼，小徐轻轻敲响病室门，开门的是一位身体瘦小的女人，小徐介绍了我们后，便进了病室。
我坐在钟老的病床前，拉住他长满的瘦手，问候他，老人很高兴。听说我开会到北京，脸上露出笑意。我一件一件给老人看我带去的礼物。先是我的著述《阿阳风情》，钟老翻着书页，问什么时候出版的，发行量和影响如何，我极简单地回答着他的问话。我又递上我的另几本著作《羲皇颂》和《燕无集续》，他一面翻看着书，一面说：“你在基层工作，还出版了这么多书啊，真了不起!”我在一边提示老人对我的记忆和影响，1996年，您老托杨利慧还要我寄过《成纪神话》那本小集子呢。钟老点头说：“知道，知道，那本集子很好。”我又递上一方洮砚和一双玉米皮制作的工艺凉鞋，老人摸着洮砚上面的字，我给他念了内容。他说，洮砚很有名，谢谢你给我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刘全龙先生一张接一张的拍下我与钟老握手、交谈、赠礼品的镜头。刹那间，这种最珍贵的镜头被记录下来了。向往北京，去拜望钟老，看望许多中国民俗学会的师长和朋友，是我很久的愿望。2010年的秋天，总算完成了这桩夙愿，了却了我的心事。
因为事先与杨利慧、徐芳有约，探望时间千万不能过长，大概有20多分钟吧，我起身向钟老告别。他拉住我的手，好大一会儿才放松，一再说感谢我从远远的大西北来看他!
钟老讲话还很清晰，记忆力超常的明白。然而，他毕竟是百岁老人了，并且因出血过多。住进医院好长时间了，说话挺慢，口气很小，但仍那样慈祥、和善、友好。这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一种学者风范，真让我们这些后辈敬佩。
雨愈来愈大，我送徐芳回北师大后，回到住处，一直沉浸在和钟老见面的情景里，那样的兴奋和激动。
2013年5月15日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博史伊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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