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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流传主要是口耳相传，由于记忆的局限性，如果不求助于文字文献就很难发现其变化的历史线索。然而在传统社会文字却主要掌握在官方系统，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专业人士被称为稗官，西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余嘉锡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里认为，稗官是士人，“士传民语”，下情上达，沟通之用①。
统治者有关注民风，规范民俗、教化四方的责任，这些都单方面强调了上层社会对底层社会的控制。反过来，上层社会对底层社会的文化也有需求，这也是士人留心民风的动力所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喜欢听故事，士人将民间口头文学加工成政治寓言故事带入宫廷，获得相当的成功，从而激发了士人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因此稗官究竟是官方的文化官吏还是在野的文化人其实并不重要，他们都属于掌握文化权力的大传统。有学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一方面形成于文字的民间故事是文人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合作的结果，另一方面文人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统治阶级(大传统)的意识形态(封建糟粕)②。
本文借用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eild)③ 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以白蛇故事的演变为例，说明大传统是如何对这一来自民间/小传统的素材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改造，从而为有关白蛇故事研究乃至民间故事的研究提供一个视角。所谓大传统是指以都市为中心，以士绅阶层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而小传统指的是乡民社会中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④。中国虽然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但至今没有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因此这个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一、传统社会下的白蛇故事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宋高宗晚年好奇闻，刺激民间进献各种话本，蛇女故事从此和西湖、雷峰塔、镇江、金山等地名挂上钩。蛇女故事和杭州地方固有的民间传说结合，在上层社会的推动下，白蛇故事进入文字文献⑤。在宋高宗的第一推动下，白蛇故事经过《西湖三塔记》到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而自成体系。
冯本为白蛇故事设定了基本人物、情节、情感，确立了白蛇故事的叙事元素和结构。冯本叙述了许白孽情，最后归结为降妖主题。白蛇的执着意味着妖魔对人类的诱惑，许宣的动摇是人性面对诱惑的彷徨，而法海则象征了最高理性，许宣抛弃白蛇投靠法海意味着在理性的帮助下战胜欲望的诱惑，最后以宗教苦行赎罪。儒释道三教话语都有所体现，是明代三教合一倾向在大传统中的体现。这个文本体现了大传统中的文人单方面整合民间传说的努力，把白蛇故事改造成佛教色彩浓郁的警世文学。
乾隆南巡，好看新曲，商人投其所好，延请文人改编《雷峰塔》，促成白蛇故事加工的第二推动⑥。在这个背景下先后产生了黄图珌和方培成两个不同的白蛇传剧本⑦，但两个本子有着本质的区别，黄本坚持冯本的降妖主题，拒绝妥协。黄强烈反对民间流传的“白娘子生子得第”，指出如此白娘子就可以入衣冠之列，则士大夫文人何以自处?
冯本和黄本代表的大传统坚持强调白蛇是妖，许白之间的关系是孽情，其结局必然是斩断孽情、许宣出家赎罪、白蛇永镇雷峰塔的降妖模式。它的目的是以教育百姓洁身自好、勿作非分之想，民间传颂这个版本自然也有警讯自家子弟安分守己的意图。传说的碎片性和歧义性使得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新的转义，而白蛇故事则是由早期蛇郎、蛇女害人的恐怖故事逐渐转变为仙女嫁穷汉的故事类型。而民众的趣味在冯本、黄本里得不到彰显，甚至受到压抑，让许宣到手的财色化为泡影，这可以说是上层社会对底层社会在精神层面的掠夺。
而方本接纳了白蛇生子的情节，颠覆了降妖主题，问题转换为如何救赎白娘子，降妖降格为救赎过程的次要环节，白蛇故事演变成中国版的目连救母。以往研究的认定白蛇故事演变的关键在于许白的情感戏增加，爱情最终确立了白娘子的人性地位。殊不知在传统文化下，许白的情感不论如何发展都是孽情的范畴，只有白蛇怀上人子，才最终确立了她的人性，给了她救赎的可能。在传统社会里，子嗣是婚姻的基本目的和基石，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靠生儿子来确立的⑧。有些民间版本白蛇故事里讲到，当法海将孕妇白娘子拿下时，就连天神老爷都跑来指责他不顾小状元的安危，实在“礼不端”⑨。可见民间的价值底线是子嗣而非夫妻情感，法海拆散许白婚姻固然令人反感，但绝人子嗣就人神共愤了。
面对民间诉求，代表大传统的文人自然不敢像法海那样莽撞行事，因为孝道是朝野共尊、横贯三教的硬道理。白娘子生子为她占据了有利的话语资源，在孝道的话语逻辑下，儿子有义务拯救她。鼓子曲《塔前寄子》里，许仕林中状元后在姑姑家门口无法立杆，于是揭露身世之谜，认祖归宗光耀门庭，接下来的义务是尽孝道，为此必须去祭塔救母⑩。这个版本告诉我们，社会不允许任何人以沉默/回避的方式来对待其应对父母履行的责任，其他的版本更有天上垂下条幅直接提醒状元郎，母亲在塔下受苦。
方本基本接受了民间的状元祭塔的情节，儒家话语的整饰，使得方本从冯本的佛教警世文学，变成了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线的大团圆结局。在此框架里，白蛇经过苦行(镇压塔下)和孝行(生子)赎罪以证明自己对人类无害，当然关键还是通过儿子科举得第、奉旨祭塔，一切都是在合法的途径里进行，而许宣的救赎在方本里反成为次要问题。民众看到了穷汉许宣也有机会通过一桩来历不明的婚姻改变家族命运，传宗接代、光耀门第，虽然一度妻离子散，但总比降妖模式下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结果要好得多。方本白蛇故事将冯本的降妖模式转变为救赎模式，在孝道价值观上建构了大传统和小传统都能接受的经典文本。大传统坚守了秩序，白蛇、状元郎都以臣服的姿态努力改造自身的不合法性，以换取现存秩序的谅解和支持(11)。小传统则在承认大传统合法性的前提下，追求自身所需的福利，子嗣、财富、地位升迁等等。这是一个相互容忍的结果，是传统社会下的精神文明共建。
儒家话语价值观最终统摄白蛇故事有其意识形态背景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主要话语资源是儒释道，然而三家地位却不一样，虽说到了清代表现为三教合一，其实是儒家独尊，佛道没落。乾隆就曾表示，“彼僧道亦不过营生之一术耳，穷老孤独，多赖以存活，其戒恶劝善化导愚昧顽，并不无小补”。在清代就多次禁绝三教庙，不允许佛道与儒家并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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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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