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民俗学是一个具有深厚传统内涵又很现代的学术领域，这就决定了这个学科的研究应当在古代和现代之间“穿越”;同时又因为她和文学一样都是最嫡亲的“人学”，所以民俗学研究应当和相应时代的文学现象熔融混搭研究，才能完成民俗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在还原解码方面的双赢。汪玢玲先生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中，中国古代文学的底色非常鲜明，这固然是其学养和知识结构决定的。但是，因为汪先生在这两个领域均曾师从名家，所以在研究内容的融合方面运斤裕如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弥合程度，这应当是先生晚年引发学界关注名声大噪的主要原因。这种弥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底色凸显：庙堂与民间的扭结即虎文化、七夕民俗研究的秦汉文学底色;现实与虚幻的对话即《三言》、《聊斋》民俗研究的明清文学底色;中原与边鄙的流转与汉、满风习研究的文学史学史底色。
关键词：汪玢玲；民俗学；古代文学；底色；还原解码；
题记：学缘的“缘”字也许没有缘分的意思，但缘分是天定的。汪玢玲先生在我攻读本科、硕士、博士的母校东北师大工作了50年直至退休，这50年中包括我在校学习的10年;而最早系统介绍汪先生学术成就的两篇著名文章，都发表在我现在工作的广西高校学术刊物上，其中还有一篇就发表在我所在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上。[1]值中国民俗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回想起汪先生对我们这些后学的影响，脑海中总是浮现杜甫的著名诗句：“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戏为六绝句之一》)。因为这两句诗所映照的镜像，是我们在校期间关注汪先生学术成果时，体会其治学境界的最初感受。作为治古代文学的莘莘学子，能够有幸在进入学术殿堂之初就受到民俗学一流学者的成果熏陶，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也好，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俞文豹《清夜录》)也好，反正我们那一批东师培养的古代文学专业学生，都“东施(东师)效颦”，把古代文学和民俗学混搭研究形成了一个具有学缘意义的治学取向，直至今天。
以汪先生学术研究的累累硕果论，媒体上经常转抄的：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吉林省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故事协会理事，中国乡土诗人协会理事，中央电大民间文学兼职教授，东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等学术头衔;吉林省长白山文艺奖、北方15省民间文学评委会一等奖、民间文学“山花奖”一等奖和荣誉奖、第一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银河奖二等奖和优秀论文奖等奖项，总是让人感到社会亏欠汪先生的太多。但如果这些都是一个学者在花甲之年、并且大部分是年逾古稀之后获得的，或许还能让先生的拥趸者产生对“天道酬勤”的感激。我们用“老骥伏枥”的被动雄壮称许先生或许有失贴切，但可以用“不待扬鞭自奋蹄”的主动奋发精神仰视先生。
关于汪先生治民俗学的方法学界多有称说，大致有四点，[2]但其中有一个方法是不应当和其他方法相提并论的，这就是在评说中众口一词的“重视古典文学与民俗学(或曰民间文化)的关系”。这是玢玲老治民俗学的核心特点，其他特点都是从这个基点生发的。比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汪先生的力著《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5月)《俚韵惊尘:<三言>与民俗文化》(10月)，收入的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媒体宣传的“关键词”就是古典文学、民俗学、文学研究;汪先生毕业后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 首先承担的是古典文学、其次才是民间文学及民俗学的教学工作。而追溯其学缘关系，则是她早年(抗战时期)在迁移四川的东北大学师从泰斗级文学史家陆侃如、冯沅君和著名哲学史家赵纪彬等先生，1953年师从民俗学巨擘钟敬文先生，所谓名师出高徒，故而能够在两个学术方向打下的深厚功底。因此，玢玲老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往往显现出鲜亮的古代文学底色，两个学科在其煌煌巨著和娓娓单篇中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编织出独具特色的亮丽学术风景线。
从现有成果看，先生在这方面的特点是通过三个途径展现的：在虎文化、七夕民俗研究成果中，凸显了秦汉文学的底色，展现为贵胄文化与草根审美取向的扭结;在《三言》、《聊斋》等文学名著的民俗研究中，凸显了明清文学底色，展演为现实与虚幻的对话;在汉、满风俗习惯的研究中，凸显文学史学史的底色，描画了中原(主流文学)与边鄙(民间文学)的流转消长曲线。
一、贵胄与草根的扭结：虎文化、七夕民俗研究的秦汉文学底色
2010年9月25日，各路专家聚集在东北师大文学院举行了“东北虎文化学术研讨会”，专门研讨汪玢玲先生开创的“中国虎文化学”领域的新作《东北虎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这之前，汪先生已经出版《中国虎文化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7月)《中国虎文化》(中华书局2007年1月)等专著、发表数篇相关文章，并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3]在会上，专家们肯定了汪先生的如下观点：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中不仅有延续八千年的“龙文化”，还有更为悠久、长达万年的“虎文化”。这一观点建立在一种文化人类学性质的“哥德巴赫猜想”基础上，大体可以表述为：因为虎图腾取材于原生动物，是早在原始社会狩猎时期就出现的;而“龙”则由几种动物的形象综合而成，是在农业社会中兴起的。还可以补充的是：虎是具象，龙是抽象，人类最初关心的是具象，然后才有抽象能力，就像人类先关心日月星辰，然后才产生“天”的观念一样。关键是，汪先生是怎样为这个猜想立论并得到学界激赏的?
在《东北虎文化》一书中的第五章，汪先生给出的标题是“《周易》虎象三卦――虎文化思想的精髓”，也就是说先生认为虎文化思想的精髓形成于《易经》。且不说《易经》作为文学典籍的地位决定了先生论说介入的学养底色取向，就是其中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的形象思维、“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的煌煌气象，也能够让读者感到虎文化的精髓所在，是文学想象的产物。至于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演绎，则是枝杈的扩衍――虽然都是“金枝玉叶”。更何况先生在进行中国虎文化的“探源”时，[4]大量开列的虎文化生发学意义档次的先秦文学典籍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举其荦荦大者如：《易经·颐》《尚书·牧誓》《诗经·鲁颂·泮水》《周礼·地官·司徒》;《左传》《国语》《战国策》中的“虎节”、“虎符”等等。
其实，就像伏羲女娲秦琼关公是被神话“神化”了的人一样，虎则是被早期人类神化了的动物。神话精神充斥忧患意识、厚生意识、命运抗争等华夏民族精神之外，最重要的是思维特征四个方面的完全文学意义：形象(文学主干)、情感(文学核心)、感知推移(文学通理)、象征隐喻(文学元素)。正因为虎文化是这个理论范畴内的一个典型个案，所以“很文学”。在传世典籍《周易·文言》引申出来的风云际会，暗含的是龙虎相从即君臣的最佳配合状态，《周礼·夏官·虎贲士》说的掌王出入仪卫的虎贲氏，都是和统治集团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担任，前者比如诸侯封君同姓王爷掌管四方护卫王室，后者多是血亲胄子比如触讋少子之类组成。总之，虽然虎文化中的虎形象已经在民俗信仰层面“深入人心”酝酿成民间风习，但是并没有流落为草根大众的形象大使，其贵胄属性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文化现象的流转，遵循的是贵胄与草根扭结的规律。
而汪先生同样关注的、华夏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七夕”故事中的主人公，在论说中也是和文学作品对受众情感干预的作用密切关联的。在这种独具只眼的论说逻辑中，汪先生发现了中国少男少女的“情人节”并在学术界被大面积认可。早在2000年的时候，汪先生认为七月七日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最切近人们的生活，考释出七夕节形成于前，牛女结合演变在后的故事嬗变轨迹，并首次揭橥出和“七夕”相关的民俗比如七夕乞子、乞巧、乞一切幸福等，均是由此生发而来的文化现象，从而厘清了节俗与传说的一般关系。[5]而先生依据的重要资料，也是纯文学的《汉武帝内传》、《续齐谐记》等典籍。从帝王神仙的幽会佳期到民间的情人节日，同样是遵循贵胄与草根扭结的规律，而这种扭结的传承媒介也是文学文献。
从汪先生作为论据的典籍产生时段看，这锦绣成果的底色是秦汉文学。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