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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发源于北大的歌谣征集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上最可纪念的事件之一。歌谣运动具有多重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兴起和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一些具体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出现，如俗文学、方言学、歌谣学等，并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历史学、文艺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歌谣运动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对文学、社会，历史乃至普通民众的态度。而且，对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发现也使得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文学与文化，并发现了改造旧有文化，创建新文化、新思想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中国歌谣运动的主要阵地，《歌谣》周刊的出现意义重大。
首先，来自底层民众的口传歌谣，以及口传故事、传说等终于可以登堂入室，有了展示自我的舞台，并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观摩、研究的对象。董作宾、刘经庵等学者对民间歌谣的研究开启了现代歌谣研究的先河。口传民俗不仅成为传统文化，而且也成为精英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其次，对于新起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方言学等学科，《歌谣》周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界定学科范围、定义基本概念、梳理学科框架、探讨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园地。一些学者，如家斌、为君、周作人等还不失时机地翻译和介绍了西方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的研究历史、动态和理论方法，为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等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建立提供借鉴。《歌谣》周刊上，众多学者关于“歌”和“谣”的讨论，如为君、朱自清、林庚、李素英、何植三、卫景周等学者关于“诗”与“歌谣”的讨论;家斌等学者关于西方“歌谣”的定义和概念的介绍;邵纯熙、周作人、傅振伦、许竹贞、台静农、王肇鼎等学者关于歌谣的分类、特点、价值、功能和研究方法的讨论等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建立和成长。通过《歌谣》周刊，许多学者如朱光潜、罗庸、梁实秋、胡愈之、魏建功、赵元任等还利用歌谣材料讨论了许多涉及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问题。歌谣运动和《歌谣》周刊还为其他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歌谣》周刊中的许多讨论不仅开拓了人们的思路，而且引发了知识分子们对许多传统问题的再思考，如关于《诗经》和童谣的讨论。以童谣为例，童谣和儿歌不再是古人眼中的“诗妖”，而是儿童教育中的重要工具。许多学者，包括周作人、钟敬文、郑振铎、叶绍钧、褚东郊等都充分认识到了儿歌在儿童思想、性格形成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童谣和儿歌对儿童的影响绝不亚于学校的课本。
《歌谣》周刊中许多关于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对当代民间文学、民俗学、歌谣学的研究依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王娟(1965- )，河北唐山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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