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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歌谣自古就有，歌谣的社会地位也曾经高居庙堂之上，十五国风和汉乐府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什么1918年开始的歌谣学运动却开创了民歌搜集和研究的新时代，并被学界视为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这当然与歌谣学运动的目的有关。
《歌谣》周刊《发刊词》宣布搜集歌谣有两个目的，一是进行科学的民俗学研究，一是肯定歌谣的文学价值。学界公认它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确，歌谣学运动的思想基础是自由、民主和平等意识。过去被视为“劳力者”的民众，现在则成为知识分子笔下的“国民”。因此，《歌谣》周刊的《发刊词》才会宣称歌谣传达的是“国民心声”，搜集歌谣“……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著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显然，《发刊词》是把歌谣看做新文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点缀而已。这跟古代知识分子搜集歌谣是为了观风知政，或娱乐自我完全不同。民众在现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改变了，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由此得以发展。
不过，由于五四知识分子内心并没有彻底接受平等观念，《发刊词》的这两个目的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大问题。歌谣本来是民众的文学，由于生活和艺术趣味的差异，不可能完全被知识分子所欣赏，作为歌谣学运动主要理论家的周作人就一直对民歌的艺术价值持贬低态度①。当初要从歌谣中选出一个“国民心声的选集”的设想自然落空。而所谓对歌谣进行的民俗学研究，按照周作人1923年的总结，就是“认定歌谣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著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我们可以从这里边得到考证的材料。”②当时的研究是以文化进化论作为指导理论的，所以，这种研究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推论只能是歌谣已经落后了。那么，歌谣在新文化建设中有什么价值呢?这样看来，歌谣学运动的两大目的都未能实现，这就难怪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一路坎坷了③。
我们应该吸取学术史的教训，充分尊重民众的主体性，把民众看做与知识分子平等的一员。在当前的歌谣民俗研究中把歌谣视为民众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从中猎奇，幻想民众还生活在所谓“远古时代”。在歌谣的艺术研究中，放弃知识分子的艺术标准，让歌谣回归民众，承认民众是歌谣艺术价值的最终判断者。这方面，美国新批评派大师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中已有阐述，我就不再多说了。
①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108.
② 周作人.读<童谣大观>[J].《歌谣》周刊,1923(10)期.
③ 陈连山.重新审视现代民俗学的命运[J].民俗研究,2012(1).
陈连山(1963- )，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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