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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在景观上，中国当下的都市早已与西方雷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中国都市生活中又没有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有的俱乐部、公民社会、NGO等加强交往、认同，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多样组织和场所。改革开放后，20世纪在中国规划现代化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民众教育馆 及其后身群艺馆、文化馆，维护行业利益和组织各种活动的公/工会等组织在近30年来功能渐失，名存实亡。这样，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飞速发展的城市、繁忙热闹的城市反而少了吸引不同阶层个体参与的群体活动。在此背景下，“城市比农村好”这种源自传统的观念和发展城市强迫症的促动，使城市人口在短期内成几何级数增长。主流意识形态沾沾自喜和社会舆论津津乐道的“都市化”、“城乡一体化”使得人们愿景中的好生活幸福指数骤然下滑。原生态旅游，农家乐等也就成为偶尔走出城市的都市人群的自慰术与精神胜利法。
宅男、宅女这些原本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连的名词术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早已见惯不惊。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自闭症、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视网膜脱落等“电脑病”也越来越年轻化。身为邻居，哪怕就是面对面、门挨门的居住，老死不相往来已经是今天中国城市人生活的基本样态。虽也不乏有公园的疾走、立交桥下震耳欲聋的所谓舞蹈，球场的一声高过一声的呐喊——时间和空间都胀得慢慢的——却少有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桃源意味。反而，没有长辈亦步亦趋的保驾护航，孩童根本不敢也不能移步户外。诸如绵阳、广元这样深处内地的三四线城市，大街小巷都被标志着好生活却污染空气并挤压人行走、呼吸的大小车辆雄踞。小孩在门前街道的自由追逐、嬉戏已经是一种生活愿景和昨日之梦。这其实是习惯了胡同里弄生活，可以蹲公厕抽烟聊天，因用水拌嘴吵架，阵雨天主动帮邻里收拣衣服的老街坊们不愿拆迁，顺势向政府和开发商漫天要价的最大的与身体经验交融一体的情感动因，也是被强势群体忽视的弱者的“强”武器。外显出来的就是，以被媒体尽力渲染的擎天柱般的“钉子户”为典型意象的底层民众，层出不穷地用其孱弱的身躯对土地资本化、商品化的拒斥。这实则是堂吉诃德式螳臂当车的勇敢、莽撞、天真和任性，也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逐日夸父的执着、壮美和填海精卫的凄美，却无移山愚公的乐观、爽朗与自信。
作为中国发展的主要路径，撕裂、斩断绝大多数人与土地的血溶于水的鱼水关系，从而大步流星地为都市及其生活方式开疆拓土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血腥气息不绝如缕。它类似于，也多少重复着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托马斯·莫尔在其名著《乌托邦》中所言的“羊吃人”，但又明显有别：定义、规划“发展”和“好生活”的强势群体不但高傲地吞噬(有时也是吃力地坚壁清野的“蚕食”)其不屑一顾的弱者，也多少还有着群体性沾沾自喜(或主动或被动)的自戕——凤凰涅槃的喜感。
就是在如此汹涌澎湃、热火朝天也身不由己的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下，母亲离开了她熟悉的土地，熟悉的槐树地和她长年的生活习惯来到了城市。在帮着照看毛毛的那两年，每次回家与之闲聊时，母亲多少都会表现出对距离槐树地并不算太远的绵阳城市生活的不满。但我并不以为然，而是简单地将母亲的反应归之为聪明能干却操劳一生的她不会享福，不适应城市生活，并坚信这种不适应慢慢会变好。在珠儿快要出生时，还是我的一通电话，也是在姐姐的劝导下，母亲不情愿地来到离槐树地更远的北京城。这几年，在正常时，母亲不时都会唠叨：
我早就说过我不来北京!我不懂城里人的生活。我大字不识，没有文化，是文盲。我们的东西也过时了，不知道怎样带孩子。我是个乡下老太婆。可你们都不听，非要我来。为什么?我没有病，我的病是你们逼出来的，整出来的!
关键是，母亲在完全不能自控，失常的状态下，也不时会说出这些话，如同祥林嫂喋喋不休地念叨的“阿毛”。每当这些时候，在想方设法防止母亲出现意外，用双手强有力地控制母亲充满力量并急迫地想释放这些力量的四肢与身躯时，眼泪向来很少的我总是泪流满面，但更多的时候只能是心房一阵阵地抽搐，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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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产经》 2013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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