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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杜而未学术偏颇的原因：他留学德国期间深受自然神话学派中“泛太阴月神话派”理论的影响，完全接受了那种以月神话为一切神话之主体和根源的观点，再将此种观点套用在中国古文献的研究中。杜氏引以为理论根据的“泛太阴神话论”其实并非“许多神话学者之公意”，而是早已受到多数神话学家的批评的一种学说，甚至被讥为“泛月主义”(Panlu-narism)。与泛月主义的见木不见林式的神话观相对，著名宗教史学家艾利亚德虽然也高度重视月亮原型在神话和象征系统方面的地位，但却只把它列为多种主要的宗教与神话模式之中的一种。由此看来，杜而未虽然在倡导用神话眼光重新解读先秦古文献方面独树一帜，预示出一个大有可为的跨学科研究方向，但毕竟未能超出“泛月主义”的作茧自缚，使本来正确的方法受到了歪曲，走到了极端。像马林诺夫斯基所挖苦的那样，“有些极端的月亮派神话学家……决不承认除了地球的夜间卫星——月亮以外，还能有任何其它现象能成为一出原始的游唱诗的表演题材”。即使如此，他著作中的部分材料和某些局部的观点，也还可为老子哲学的神话解读所吸收和利用。
吉拉道特是莱海特(Lehight)大学宗教研究系主任，他以职业宗教学家与神话学家的眼光考察《老子》《庄子》《淮南子》和《列子》，从中找到一种以神话为基础的连贯的结构和统一主题，由此构成道教的宗教教义。他的《早期道教的神话与意义》一书试图借用西方神话学家已经归纳出的神话框架模式去重构道教神话的体系，揭示出有别于西方宇宙论的中国式的宇宙论传统的根源及其神话编码的内在逻辑。吉拉道特认为，由于早期道教缺少一种完整的自我意识的派别团体，也没有统一组织的社会运动作为基础，所以道教作为一种人为宗教，其传统在历史上难以确定。最初的道教书面文献如《老子》等书，并未提供完整的神话故事，但却反复重申着一个原型性的神话主题——混沌主题。围绕这一主题，《老子》《 庄子》《淮南子》等多种著作共同叙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复归混沌的道教神话。围绕这一主题，早期的思想家们运用和创制出一系列具有多重意义的象征性意象。所有这些意象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又反复出现在后起的神话乃至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早期道教的神话与意义》第6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作者在此将对道教思想的原型研究同中国神话的比较研究完全融为一体，把盘古神话、宇宙卵/葫芦神话和典型的中国式洪水神话的起源都分别追溯到原始道教的混沌创世神话。这有点像前引郭沫若说的“道”是人格神向“浑沌”的“还原”。所以本书也有讨论《老子》的道跟“混沌与气”的关系的章节。
与杜而未的研究相比，吉拉道特的著作眼界更为开阔，材料的占有更为充分，对作品本文的分析也更为深入和具体，他所发掘出的道教混沌神话体系比之“月神宗教”显然更具有系统性，因而也有较多的说服力。这部西方汉学研究的力作对于我们从神话思维角度重新审视《老子》等先秦古籍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有益启示。
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先生曾运用怀特海的“象征指涉”理论(theory of symbolic reference)来论述《老子》书里论道的“意象群”。他说：
《老子》全书是用一大串的意象来叙述道。这些意象构成道的终极实体的“象征指涉”系统。因此，它动态地产生具体感应的统一场，赋予道的概念以生动深刻的意义。道的概念和意象的感应之统一，阐释了道的概念的深刻意义：各种道的思想系统由此建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观念去解释道的概念，因为借助于道的意象和感应，以及意义的领域，又是提供了发展这些观念的丰富的基础和来源。
下文中可以看到，这种“意象”和“抽象”的对立统一，确实是《老子》“诗——哲学”的重要特征。
二、神话思维作为理论命题的由来
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极为辉煌的神话思维时代，这种一点从散见在古代典籍里的有关神与英雄的片断记载和日渐积累起来的考古发现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但由于中国古代理性文化的早熟，在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观念影响下，大部分古代神话不是被当成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而遭排斥，就是被加以理性化的解释而过早地“传说化”并最终转化成历史，其结果是神话体系的隐没、消失、散佚，更谈不上对神话和神话思维的正式探讨与研究了。这样，在回溯神话思维问题由来的时候，着眼点不得不放在西方的神话学方面。
西方的神话学尽管可以溯源于古典时代，但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却是在近代才产生的。在古希腊的理性时代到来之际，如同在中国一样，哲学家们一致倾向于否定自己的过去，把刚刚被取代的神话思维看成是非理性的、幻想的、虚假的，并应加以嘲笑、批判和摈弃的东西。于是人们看到，一方面是对宇宙现象的自然原因的解释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对“神话式解释”的攻击。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神话思维方式的解释者，如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在早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在克塞诺芬尼那里，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都受到严肃的批评和指责，甚至被控应受到“鞭答”，赶出“理想国”。然而，对神话的指责并不妨碍哲学家们从理性和实用的立场出发对神话做出“寓意”的解释或穿凿。神话被当成了寓言，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借助神话寓言论证抽象的道理获得了很大成功。随着古典哲学的衰落，基督教统治的确立，古希腊的神话遗产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排斥，而另一个东方民族——希伯来人的神话却被“宗教化”并奉为神圣经典，神话发展为神学。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千多年，除了片面发展的寓意的解释以外，也还谈不上对神话的真正认识。
近代神话学的先驱人物是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他于1725年写成的《新科学》一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哲学观，把各民族从野蛮到文明的不同进程看做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共同的规律过程的体现。在此基础上，维柯运用历史比较方法重新发现了被忽视和埋没已久的神话的价值，把神话思维方式首次确定为人类思维发展的一个必经的初级阶段。
在维柯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意大利，盛行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儿在其《默想录》和《方法论》中竭力抬高形而上学、物理学和数学的方法，贬低修辞学、诗学和语文学，把文学说成是“阿拉伯人的智慧”。维柯在《自传》中说，当时，“对一位哲学家的最高称赞曾是：他懂得笛卡儿的《默想录》”。维柯不满意笛卡儿的做法，他反其道而行之，要在诗和神话中去探访古人的智慧和理性，从语言和文字的起源着手考察理性的发生过程。“根据他自己所找出的那些诗的原则，他就建立起一种唯一可靠的神话原则，来证明希腊的神话故事对最早的希腊政治制度提供了历史凭证。维柯就借助于这种历史凭证，来说明全部古代英雄时期政治体制的寓言史。”在《新科学》第二卷中，维柯针对笛卡儿的理性形而上学而提出“诗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对神话诗的起源做出了与众不同的阐释。
所谓“诗的形而上学”又称做“诗的智慧”，是原始人通过感觉和想像能力所达到的认知水平，它虽然同哲学、科学的抽象理智水平有别，却又是它们的基础和来源：
人最初有感受而不能知觉，接着用一种被搅动的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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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华悦读 2012-1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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