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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用神话眼光看老子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大思想家和举世公认的大哲学家，把他同“神话思维”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个做法似乎有失恭敬，也许还会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的确，在常人心目中，哲学与神话、理性与非理性如果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至少也是泾渭分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形成这种传统见解的原因主要在于两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哲学是以抽象思维方式展开逻辑推理的，而神话则是以具象的幻想编织和叙述故事的。二者在本质上似乎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然而诚如老子的辩证法所昭示的，对立的事物又是相互统一的，相反相成而又相互转化的。所谓“鸿沟”完全是人为的结果。神话与哲学之间本来并不存在这样一条界限分明的断裂带，而是具有渊源与承递关系的。考察从神话到哲学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考察神话思维如何向哲学思维转化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哲学中抽象的概念范畴的由来和形成，而且可以找到这些抽象概念的具象原型，从而可望使对某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哲学范畴的理解达到溯本求源的澄明状态。
老子哲学是以玄奥难解的内容和质朴无华的表达形成而著称于世的。之所以玄奥难解，争议颇多，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把老子哲学看成与神话截然对立的产物，用纯抽象的观照方式去定义和拘束老子从神话思维中获取的、有其具象原型的思想范畴，使本来可以在前后联系中看到分明透彻的东西变成了失却根源的抽象枯槁的干巴巴孝条和义理。这种把老子哲学同古代宗教与神话观念截然对立的态度可以说自古有之，到了接受过西方哲学思想影响的现代学者们那里，就更为普遍流行了。理由是，西方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把神话与诗视为哲学的对立面。于是，老子的思想也被解说为同宗教与神话的彻底决裂。《老子》一书也就脱离了它的原始背景，距离神话思维越来越遥远了。
例如章太炎先生说：“老子并不相信天帝鬼神，和占验的话。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学说，所以不相信鬼神，只不敢打扫干净；老子就打扫干净。”
徐复观先生说：“由宗教的坠落，而使天成为一自然的存在，这与人智觉醒后的一般常识相符。在《诗经》《春秋》时代中，已露出了自然之天的端倪。老子思想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对自然性的天的生成、创造，提供了新的、有系统的解释。在这一解释之下，才把古代原始宗教的残渣，涤荡得一干二净，中国才出现了由合理思维所构成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论。”
陈鼓应先生说：“老子关于宇宙创生的说法，在思想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道’的预设，破除了神造之说，他说‘道’为‘象帝之先’，他不给‘上帝’留下地盘；他说‘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格神的观念在他哲学的园地上销声匿迹；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这种自然放任的思想，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桎梏下彻底地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看法强调老子在形而上方面的建树本来是对的，但同时都忘却了老子与形而下方面的血缘关联，在强调“打扫干净”“涤荡得一干二净”或“彻底地解放出来”的同时走向了极端，完全彻底地忽略了神话思维对于老子哲学构成的基础和源泉作用，使之成了孤立的、绝对的、片面的东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和老子一再强调的探索事物本源的思考方式显然是正相抵牾的。经过现代理性主义解释家们的多次“打扫”和“涤荡”，老子哲学中核心范畴的神话原型也就隐而不彰，最后乃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了。
诸家之中，倒是郭沫若的一篇旧文触及了《老子》“道”的观念与神话式思维的稳秘联系。他说：
“道”这个东西，被认为是唯一的，它自己本身恒久不变，然却演化而为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是有存亡生死盛衰消涨的。但即使天地万物消散了，而“道”还是存在，也就如戏演完了，而演员还是存在的那样。这种观念其实是很幼稚的，它只是把从前的人格神还原为浑沌而已。要说春秋末年不能有这样的思想，那是把这种思想看得太超越了。这段话中包含着十分可贵的认识，只可惜仅仅点到为止，未能就此深入下去。
我们以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便在于神话思维方式的延续，而《周易》和《老子》正是最能体现这种神话思维特质的典型文献。因而，从神话思维的运演罗辑出发考察这些原始性文献将使我们从实质上把握中国哲学起源方面及其与西方哲学迥异之处，进而理解中国哲学的独特贡献与价值所在。中国的文明社会与氏族社会的组织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血缘纽带没有被彻底割断，到处残存着原始性的社会构造、风习和观念，神话性思维仍在发挥它的效力和影响。笔者在《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曾提出：
……作为中国哲学第一本体论范畴的“道”，其原型乃是以原始混沌大水为起点和终点的太阳循环运行之道。据此还可以理解，老庄哲学为什么以道之“返”即重归混沌状态为最高价值目标，以归真返朴为其社会理想。原来道家的基本思想是从神话循环观念中引申出来的，其主旨同前引第四首祭祀歌(指西汉郊庙歌辞《玄冥》)中所谓“兆民反本，抱素怀朴”息息相通，可以说是一种以北方、黑色、冬天、藏伏为旨归的玄冥哲学，同以春天、生命、东方为原型的儒家乐生文化适成对照。后来，《中国神话哲学》一书导言又提出：
如果说西方哲学的思维模式是在扬弃了神话思维模式之后发展起来的，那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是直接承袭神话思维模式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汉字的象形特征使直观的神话思维表象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而语言文字作为思维的符号和文化的载体，必然会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潜在的铸塑作用。早期的中国哲学家如老子、庄子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神话思维的特征，而中国哲学中的基本范畴，如太极、道、阴阳、五行、变、易等等，几乎无一不是从神话思维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来的。……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本书尝试从上古神话、礼仪、风俗、文字、建筑乃至考古文物中发掘哲学宇宙观的蕴含，可以说是一种追溯中国哲学史前史的努力。在同一书中，还提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和材料，特别是模式构拟方法去考察中国神话与中国哲学之关系的设想，并做了初步尝试。同样的，用类似的观念与方法，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的古典美学也主要采取“高级的直观”和具象的、经验的形态，而很少构成概念、范畴和判断的抽象系统，是所谓“潜美学”。试用这办法释读《老子》的潜美学，也会有所收获。基于同一宗旨，我们希望在本书中继续运用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去释读老子哲学和美学的范畴和体系，揭示老子处于神话思维向理论思维、原始观念向哲学抽象的过渡阶段的独特地位，从而确认道家思想脱胎于神话观念的轨迹和过程。
应当指出的是，把老子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同神话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海外学者已经先行了一步，做出了一些成绩。美国学者爱德华·赫伯特于1960年发表的《道教笔记》(ATaoist Notebook)一书，就曾把老子书中的“道”概念同西方神话学和宗教史学中的“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概念相沟通，认为“道”是原始母神的一种隐喻表达。不过，赫伯特对这个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未能展开深入论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获得较大进展，出现了一些专题著作，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两种，一是台湾学者杜而未于1976年发表的《老子的月神宗教》，另一是美国学者吉拉道特(N.T Girardot)于1983年推出的英文著作《早期道教的神话与意义》(Myth and Meaning in Early Taoism)。杜而未的著作开篇序言便以颇为自信的口吻说：
中外学者研究老子者很多，多少都有些成绩，但他们对于老子内容的底蕴，似乎都不太明白。
既然用传统方法解释，不能明白老子的底蕴，那么，就当在解释上打破传统，无需客气。
杜先生所提出的打破传统的新解释方法便是神话学的方法，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中国哲学与古代宗教与神话的有机联系：“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是从自然神学脱胎的，不但可以为神学服务，还可以作自然宗教的孝女。如果欲发扬中国式的形而上学，不可忘记它和古代宗教相关的意义，因为它是在宗教演化中兴起的。”基于此种认识，杜而未提出《老子》一书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一位神话学家”。这一论点可谓石破天惊：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大哲人，原来竟是位神话学家!
用神话的眼光看老子，杜而未先生确实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新途径。不过，他在这条正确的途径上没有走出多远，因为他在神话的大千世界中惟独对月亮神话情有所钟，对其他的神话反倒视而不见，终于走入了“月亮神话学派”的死胡同。在他眼中，中国古代宗教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月神宗教，上古流传下来的典籍也大都是月亮神话的扩展和引申。透过月亮神话这副有色眼镜，杜先生曾先后写出了《 山海经神话系统》《中国古代宗教系统》《易经原义的发明》《庄子神话解释》等多种论著，认为《山海经》是全面记述远古月神宗教的经典，“《山海经》中一切的神灵和神话描写，都以一位月神和月山为根据”。这位月神便是中国宗教中惟一的一位“崇高的至上神”。他后来不但演变出许多其他面孔，如黄帝、帝喾、帝尧、帝舜、伏羲、祝融、颛顼、后土、社等等，其实都是月神的变容，而且还发展出太一、太极、道、易等抽象范畴。古代礼制中的明堂、高禖和封禅祭典等也都是祭月神的宗教礼仪。居于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也是一部月神宗教的书，“但《易经》偏重月亮的阳面，重视发扬的人生哲学，而《老子》则偏重月亮的阴面，使人务本求实，谦虚自强。”与《老子》相呼应的另一部道家经典《庄子》也大抵是从月亮神话演变而成。杜氏写道：
以前学者，未能解释《庄子》神话，即因缺少解释方法；中国古书中与原始传说相关而尚未得到解释的部分不少，若用神话方法，往往即可迎刃而解。月形多变化，为演绎神话最为合适，所以在人类原始神话中，月亮神话占大多数，此已为许多神话学者之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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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华悦读 2012-1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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