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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生活现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教育和文化转型等问题，在当今中国有复杂的表现。一些年轻教师和研究生结合自己的田野考察，务实地进行个案分析。刚从高黎贡山田野现场来到大会的中山大学博士生熊迅在《谁的传统以及谁被教育？——以一个村落的田野调查为例》指出，在关于中国艺术教育的思考中，“传统文化”曾被视为糟粕，而后又被看作鸡肋，现在很多研究者认为或希望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宝库”。笔者认为，“传统文化”既不是一个实体，又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村落这样的社会细胞中，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是由谁构建起来的以及如何构建起来的？从怒江赶回来的中山大学博士生魏乐平在《外来文化在三江流域传播的影像观察与思考》中，结合现场的生动例子，谈到，怒族人在处理好自己的生态时间外，还很好的安排好了社会活动时间，但是在面对离开人间，到何处落脚却头痛万分。到天堂，还是到先祖那里？由此引发中西方时间和空间的碰撞。中山大学博士生王瑛娴的论文《农民、知识分子与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杨家埠年画改革》通过对杨家埠年画改革几次风波的考察，指出，在实践层面，一方面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强压性的改革与年画所凝结的农民传统信仰有所抵触；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改革及创作过程中由于立场、态度、专业素养等原因造成了新年画与农民传统审美观的不相协调。于是，新年画在农民群体中的传播受到了来自农民消费者的“抵制”，而这种抵制的主要形式就是在市场上拒绝购买新年画。但是，在改革的后期，随着政治力量对于新年画生产和传播的强有力的推动，加之知识分子在创作层面上的随俗而作，农民对于新年画的接受有了一定的改观。中山大学博士生李文《神庙前的文艺会演——西江悦城龙母诞仪式再造与视觉表达》指出，龙母崇祀在南中国西江流域至少从宋朝就开始了。广东德庆县悦城镇的龙母祖庙是历代传说中龙母生活、埋葬的地方。悦城龙母诞正日在农历五月初八，是西江在悦城一带进入涨水期的时间起点。在清末的地方文献中，可以看到诞期有诸如祭幽等醮仪活动。经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中断，近10年，诞期仪式活动有了“旅游文化节”的形式外衣，被包装成文化节的文艺会演。在此脉络下，分析2005年田野期间观察到的悦城龙母诞仪式活动再造与视觉表达，审视背后的社会变迁。
应用视觉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人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以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之理念审视人类之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产品，特别是以富视觉及符号意义之物象为例探讨文化积淀的深层内涵以及它们对今天文化研究及人类思维的影响。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海龙《视觉语法与视觉人类学的结构语言》引人注目的观点。视觉的语法不同于语言的语法，但视觉的语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起着更为宏观和广泛的“文化的语法”的作用。它贯串着前语言时代到今天的后文明时代的始终。我们今天对人类学视觉语法及其潜语法结构的研究其实是在试图掌握开启理解人类文化的另一扇大门的解谜之钥，它在人类共同文明的理解和沟通方面将会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最后的高潮由几位纪录片作者再度掀起：摩梭人多吉等拍摄的《走进他乡的祖母房》在参会的360余部纪录片中，被评选为23部优秀作品之一，在大会设专场展映。独立制作人何扬关于纪录片《新桃花源记》背后——未尽之事及爱尼传统的简述，吴晓慧的纪录片《多样的天堂之路》以三个不同宗教信徒的葬礼为例，从其宗教仪式及葬礼中村民的活动两方面揭示茶腊村多种宗教信仰共存这一事实的内在运行规律；《小喇嘛农布和他的葬礼》的故事以小喇嘛农布的生与死为线索，表现阿怒人（贡山怒族）在多元宗教信仰背景下的社会活动、思想情感、观念形态及宗教信仰状况。独立制片人王艺忠数年来深入金三角腹地，拍摄了大量鲜为人知并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镜头，向观众讲述一群被大山阻隔的佤族烟农在金三角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为了生存与自然抗争地过程和他们原始神秘的生存方式。他的纪录片《生活在金三角的人们》，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本片经国际专家评选，被人类学大会列为6个杰出作品之一。在研讨会快结束时我额外推荐放映王艺忠的未完成作品《象奴》，让与会者深受感动并引发了“我看我”的问题：当我们庆幸自己终于“阔了”，可以气宇轩昂地跨国投资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作为？可持续的还是一次性的？别人土地上的生态与我无关？我们的奢华是否来自他人、他乡、他年的透支？当我们自得于“风水轮流转”，也可以到别人土地上捞一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闪过一丝愧疚？掠夺、奴役，这些过去我们用来指责老殖民主义者的词，现在是否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头上？奴役人是罪恶，奴役动物是不是罪恶？……
本专题学术选题的策划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方面，传统“影视人类学”中的影像民族志和人类学电影等“影像”类文本，仍然是专题研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关于看和被看，谁看，谁被看，如何看，看什么和怎样看等关系，也是本专题研讨关注并通过不同策划实验的内容。本专题希望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例如影视人类学如何面对当代？如何面对非传统民族志的研究对象？如何面对困境（如调查者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困境）？也就是说，在人类学田野中，如何“重新界定访谈对象”（马库斯），传统“影视人类学”除了拍摄少数民族，还需不需要把镜头对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群体？人类学如何反思一些关于后殖民时代资源掠夺和非人道奴役的问题？影视人类学的田野，是否也应该包括大众文化、网络社区等多媒体视觉现象及其人群？影视人类学的方法，除了参与观察，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方式？影视人类学的理论，除了经典人类学理论，我们还可以借助什么提升我们面对当代问题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能力？等等。这些都是视觉人类学很有思考价值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学术探索》201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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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2013-02-0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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