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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看人，人看我：局外人和局内人的对视与对话
希望通过多学科的跨文化观察，讨论全球化背景中，不同身份、不同文化关系的人，如何从不同角度建构各自的“观看”。台湾长河艺术文物博物黄英峰多年致力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的收藏和研究工作，他提供了一个成功地使苗族服饰在国际上巡展的例子，认为这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方式。香港中文大学邓圆也《谁令我们脱下了传统服饰？——探究苗族服饰的全球化流动》则认为，苗族服饰本来只是穿在苗族人的身上，传载着他们的历史，神话，祖先的信息。它的角色和功能本来只有与苗族社会发生关系——制作，穿着，传承等，这样它才具有其最完整的意义。然而现在，苗族服饰的角色已经从一个“历史讲述者”，变成了一个“民俗贩卖者”。它被从苗族人温暖的身上剥离下来，放进了嘈杂的民俗市场，放进了冷冰冰的博物馆的展览架上，甚至被政治所利用。是谁？是什么改变了它的角色？是什么改变了它与人的原本的关系，而又创造出一些新的关系？苗族服饰的流动——从苗族人身上脱下来，置放到别处的这种流动——体现了各种全球化进程的流动。这个流动的全球化进程跨越了地区界限，与新的经济、社会、政治发生了新的时空关系。这种流动承载着，亦贩卖着，宣扬着符号，但这些符号已经不代表曾经在苗族社会中的意义——它们变成了符号的符号，变成了符号的故事。
观看者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将导致不同的观看建构，甚至有一定方法论的探讨。星海音乐学院周凯模《局外人和局内人——香港粤剧的“观看”》是作为局外人在对香港粤曲表演行为的“观看”（看戏）中对传统考察方法进行的理论反思。作者认为传统“参与性观察”法，是基于“自然距离”的“近距观察”方法，而在实践中，还存在一种基于“文化距离”的“远距观察”方法。这种非参与性的“远距观察”，能对“局外人”从时空到语言的多重局外性，即从角色处境、角色体验到在“观看”中的角色方法的定位，探索另一种“观看”路径，这种“观看”路径，依然能对获取关于表演行为、表演组织、表演风格及与“观看”心理需求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方法学意义。吴逸飞《岭外之观：局外人看广州艺术家眼中的生活》也谈及作为非艺术家身份的人如何看艺术家的问题。这种“看”有两个层面，一是看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群体的艺术家这类人，二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和生活方式，看艺术家眼中的生活。
关于跨文化观察的交流和沟通问题，法国亚威农艺术学院雅克·德冯特在《强势文化模式，少数民族文化与当今创新动力的跨文化观察》中，介绍了2006年他和我组织的一次中法师生联合进行的考察活动，透过从学术面及实践面的不同专业知识领域的共同研讨提问，着重研究云南地区当今社会的人际发展及创新形式。所以，这项面对面的交流计划，关注本土居民的生活方式，着眼于生活态度、民间习俗、建筑的，艺术的文化资产、日常生活用品及生活技能。活动发起人通过当代艺术中的科技运用及现今全球化观点的方式来针对此地域的特色提出讨论；他们同时对于当地各种传统的创作形式和混合传统与现代创作方式的开创性发展更有着浓厚的兴趣。当然，因为旅游发展及传播媒体将强势文化模式与生活样式输入而带来的冲击，也将是要深入思考的部份。中山大学苏芸在《从文化地理的特性看汉藏艺术的跨文化传播》一文中认为，文化是形而上的内容，从狭义的学理层面而言，跨文化传播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织、地域或国家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它需要运用各种组织方式的策略和技巧，以达到增进了解，相互适应和相互认可的最终效果。
百年前，借助摄影机进行的跨文化观察，通过他们遗留的影像，呈现了珍贵的历史时刻。美籍华裔学者王瑞在《美国学者路得·那爱德1910年代初拍摄的四川影像》中介绍，路得·那爱德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题材相当之广泛，由于他的学识广博并且摄影技艺高超，所以他的摄影视野光顾到了所到之处的社会风貌、人民生活、自然风光等诸多层面，其中包括四川的辛亥狂潮、茶马古道、长江三峡等许多珍贵的事物细节。如此出于学者身份的相当于专业摄影师之手所拍摄的照片，其历史人文的深远价值自不待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路得·那爱德中国影像的艺术造诣和技术质量也非同寻常，其作品题材涵盖到社会纪实、自然景观和人像、静物等当时摄影发展的高端区域。中山大学冯原《从黑暗里“曝光”的中国》，根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06-1946期间对中国报道的图片，指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该杂志集中报道了中国的两种图景：一种是东部的农业图景，另一种是西部的边疆图景。南北方向的东部之弧与西部之弧，再加上东西方向的长江和长城，基本上构成了从黑暗的感光板上曝光出来的中国全景。中山大学刘琛的《呼喊与细语——我看杰克逊》，则在分析作为普通人的杰克逊和作为媒体呈现的杰克逊之间巨大的差距，由此反思媒体镜像的真实与伦理问题。这位传奇人物创作的歌曲《Black and White》借助MV（Music Video）的形式而被视觉化，正当他以此表达他融合种族冲突（MV中出镜的不仅有黑人、白人、黄种人，具体为印第安人、泰国人、印度人、俄罗斯少数民族等等）的善良美好意愿，并借助高科技手段将象征种族融合的观念以“变脸”的方式做直观表达的同时，他的由黑变白、由男变女的“变脸”过程却也借助高科技手段直观化地诉诸于媒体八卦。被大众传播媒介展览的“怪物角色”消解着他的“传奇”，他的处境比西西弗斯还要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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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2013-02-0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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