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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观看与被观看关系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蔡萌在论文《互为他者身份认同的摄影关照》中认为，当摄影开始真正在中国人手中传播的时候，不仅存在一个新视觉经验如何建立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本土视觉经验逐渐转向的问题。而在这个转向与建立的过程中，东西融合是一个主要趋势。此时也正值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向西方学习的初期。大量以西方现代科学为背景的照片开始出现。作为一种依托于体质人类学的摄影，庄学本的照片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摄影观看方式，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复杂的本土视觉现代性图像文本。中央民族大学殷会利在《从庄学本影像论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建构中的“看与被看”》以早期庄学本人类学摄影作品为例，分析其观看方式所代表的对少数民族文化场外关注的审美意象，并与当代民族文化变迁结构相对比，归纳少数民族摄影的传播效力和文化变迁的导向力。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当代建构中如何借助看与被看的文化关系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构的良性发展。作者指出，由于现代视觉信息传播的迅猛发展，看与被看的关系是研究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艺术在当下发生剧烈文化变迁的主要线索之一。以人类学考察为目的的摄影行为以“看”的角度表明了外界对民族文化的视觉评价，其价值观影响到了民族文化自身的建构与发展。
关于谁是“他者”及其与国家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四川大学龙成鹏在《他者的景观——1941年庄学本西康影展及其评论》中，提及1941年庄学本在战时陪都重庆等地举办的“西康摄影展览会”。这是一次官方性质的影展，展出了西康省政府顾问庄学本在西康拍摄的有关风光、物产和民族的照片以及一些调查所得的统计图表。西康传统上是“西番”、“罗罗”等族聚居区，是华夏的“他者”，在大多数“内地人士”眼中是“蛮荒”之地。但在“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的背景下，这个地方显示出了它的独特意义。影展主办方，希望通过精心挑选的照片和富有成效的展出方式，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西康，揭示西康的美丽和富饶。影展引起政界、知识界的广泛关注，留下了很多评论。这些评论肯定了影展的功绩。人们相信西康影展揭开了西康的“神秘”面纱，让他们得知西康“真相”。不过，在具体谈论到西康真相时，人们各自描述出的西康又存在差别，甚至有的论述完全相反。这些的评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他者”的西康在观众眼中的矛盾性。不过，这次论争在思想层面也反映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复杂性。台湾世新大学陈学圣通过民国期刊中的少数民族的报道，比较分析民国时期不同的摄影取向。他在论文《民国期刊中的少数民族——从王小亭到庄学本》中指出，民国期刊，特别是20年代中期之后的画报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纪实摄影的起源；当时的摄影者与画报编辑共同发展出了本土纪实摄影的雏形，其中王小亭与庄学本都曾经对川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做过摄影报道。不过王与庄虽然拍摄的年代接近，却代表着纪实摄影发展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向。从王小亭的“他者”到庄学本的“同胞”，中国纪实摄影在30年代其实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历程。复旦大学顾铮也是通过民国时期的一本画报，试图重新定义“国家”。他在《重新定义“国家”——从庄学本在<良友>画报上的作品说起》里，尝试通过对于庄学本拍摄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少数民族摄影作品的考察，包括与他的1949年之前拍摄的少数民族摄影进行比较分析，来呈现这两个不同时段里的作品的区别，通过这种区别来寻找1949年之后中国少数民族表征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
参与组织筹备研讨会的广东美术馆王璜生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张谦、中山大学杨小彦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叶星生因故未能出席，但或分别提交《人类学影像之“酷”与早期慢照图像风格》、《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和《机缘与自觉：作为文化遗产的庄学本摄影》等论文参会。王文从摄影技术方面探讨图像风格，杨文通过对中国几位以专题为拍摄对象的摄影家的评述，试图澄清发生在纪实摄影运动当中，作为人类学考察与表达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并讨论其中的意义。比如，把存在与信仰视为一体，把信仰作为一种隐喻嵌进对象的细节中，而以敬畏为观察的终点。叶文将20世纪30年代庄学本西部人类学考察摄影作为藏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个案。透过摄影的美学风格和叙事形式对庄学本摄影进行重新的解读与诠释。从中获得对藏民族文化识别、身份认同的视觉依据，进而对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人类学、民族志影像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的展开探讨。
二、人看我，我看我：本文化持有者自述和视觉分享
以少数民族学者及其专题为主体，直接由他们表达对外来人拍摄的少数民族纪录片的看法，同时展示他们拍摄的纪录片。在会上交流发言的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摩梭人学者和作家拉木·嘎吐萨在《影视解读中的摩梭人》的报告中，结合多年来外地人在摩梭地区拍摄的风情片，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以汉人或西方中心的心态对摩梭文化的误读，是导致那些纪录片面临本文化持有者质疑的主要原因。摩梭民俗博物馆摩梭人纪录片制作人多吉通过一个出卖祖母房的故事，透过别人眼中的“我们”和我们眼中的“我们”，讨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传统文化等问题。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壮族学者王明富介绍了12集大型壮族电视纪录片《丽哉勐僚》的拍摄，是从考古文化、寻找野生稻、传统稻作科技、稻作礼仪等，追溯文山州是稻作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同时揭示该地区仍保留着壮族先民烙上的丰富多彩的“那文化”印记。作为曾经和摩梭人一起拍片的作者，纽约州立大学翁蝶蝶在《泸沽湖纪行：论纪录片跨文化田野合作个案分析》中，通过自己在摩梭地区调查和拍摄的情况，就跨文化田野中合作的问题进行反思：第一，如何明确纪录片摄制和田野调查影视纪录的不同之处？第二，如何确定当地人在拍摄中的地位和角色？第三，由于旅游和传媒文化在当地不同村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摩梭村民对我的角色表现不同的看法，如何调整和村民接触的方式？希望以此个案分析能够促使中国和国际影视制作人和学者在跨文化田野合作问题上多加讨论。针对目前时兴的“把摄影机交给村民”的实践，中山大学杨晓芹在《村民实验视觉影像过程的权力建构》中指出，权力建构既有内部的原生权力的重新分配和再建构，同时又有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新的权力意识的出现。对于一个可以说直接从传统生活环境（自然原生态）进入现代生活环境的群体，如何让他们在变化中适应整个社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问题。村民影像计划的实施就是用一种现代工具打开他们的认知视野，建立适应社会与发展自身的机制。在此过程中传统的社会记忆被新的环境进一步屏蔽，或出现“结构性失忆”。而新的社会记忆也开始形成，实际上就是传统与现代权力意识的碰撞。在这一碰撞中，相机资源成为内部村民“分配”或“交换”权力的一种重要工具。广州美术学院陈晓阳《关于记忆的图像叙事》认为，在田野中我们总是无法彻底地翻越乡村的藩篱与当地人一起面对他们每天的日出日落，他者的彼岸也总是远大于我们的凝视所能丈量的距离。但其实所有需要关注的信息在第一次进入时就已经存在我们的图像记录里，惊险的细节和迷人的碎片都在等待观察者的觉悟，当地人的故事并没有消失，只是我们无法破解表象的空气里隐藏的喘息。当这些记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连缀起来，我们就会惊觉图像早就述说了一切，表里还是虚实只是看我们从哪里去解开这个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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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2013-02-03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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