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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强调“互为主体性”的学术立场，要求民族志作者运用“自我反射式”的方法从事田野观察和拍摄工作，建立以影像分享和视听互惠为准则的拍摄关系，鼓励社会/文化群体的内部人士以社区/原住民影像为载体的跨文化对话，达成更趋近真实的文化共识。
从19世纪末投映在银幕上的第一帧活动画面，到当代世界无所不在的影像产品，人类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进入史无前例的视觉文化丰盛期。在这一文化变迁的背景下，以视觉手段介入人类学的研究和应用过程，用影像民族志的方式表述人类学者的田野经验和理论见解，应当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学术选择。
人类学影像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与表述文本，是人类学民族志的分支之一。人类学者在田野从事参与观察的过程中，通过介入或非介入的拍摄方式，用影像（特别是活动影像）工具记录在田野发生的社会行为与文化事象，收录当地人的“主位”观点，建立以拍摄素材为基础的田野影像数据库，再通过后期剪辑等创作手段，构建以该社群文化为主题的表述性影片，创作独立于文字型民族志且富于文化描述和阐释价值的影像文本，这就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影像民族志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以视听语言为主要表述手段
民族志作者以现场摄像为主要方式，获得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影像资料，再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镜头以一定的逻辑关系衔接在一起，使之具有叙事性，能够完整地展现某种社会行为或明晰地描述某种文化事象。以视听语言为表述手段的影像民族志兼具直观性和隐喻性的特征，一方面，诉诸感官的视听语言能够形象地展示社会与文化现象，受众可通过观看影像文本，直接感知并理解其中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民族志作者也可通过视听修辞的方法，以高/低速摄影、色彩调节或平行、交叉蒙太奇等方式，对画面和声音进行加工处理，使影像文本的部分段落具有一定的象征色彩，借以表达特定社会/文化群体的某些信仰与观念。
有客观记录与主观建构的双重价值
一般而言，影像民族志是以纪录片形式呈现人类学影像文本。由于摄影机本身所具有的机械影像记录功能，录制在光学、磁性或数字媒介上的影像内容基本能够还原拍摄现场的情境，具有客观记录的价值。影像民族志的这一特征，使得人类学者能够对现实发生的行为和事件进行影像记录，一方面得以留存动态的、可视的人类文化信息，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可反复观察与阐释的基础性田野材料。与机械性的客观影像记录相对应的，是民族志作者在进行现场拍摄、素材选择、影像剪辑以及影片合成的流程之中所贯彻的主观意志。在面对同一种文化事象的时候，基于不同的人类学理论或采用不同的拍摄方法，会获得视角有异的影像材料。特别是在影像文本的建构过程中，民族志作者的个体差异会决定性地影响到影像民族志的文化立场、描述深度和价值判断。因此，影像民族志是呈现人类学者观察与思维结果的一种主观文本，它能够体现出人类学的知识成果，但不应被视为绝对客观的现实还原物。
具备“影像深描”的表述能力
所谓“深描”，是指人类学民族志对田野事象进行深入行为表层之下的多等级结构的意义描述，尽管难以给出公认的标准，但“深描”已成为当代民族志写作的一种价值追求。与文字型民族志剖丝析缕的“深描”方式不同，影像民族志的“深描”主要通过影像工具对现实情境进行精密记录与细节性呈现，以“语境强化”（Context-Enrichment）的方式，对文化事象中所蕴涵的多元信息进行描写。以两位当地人之间的对话为例，影像民族志不仅能够表现他们所交谈的内容——即文字型民族志通常引用的语言信息，还可将语气、表情、体态以及对话情景等非语言性信息表达在影像文本当中，使观看者更为深入地理解这段对话的语境，从而对该社会/文化群体的文化行为有超乎语言文字之外的认知程度。如同文字“深描”建立在高超的学术写作能力之上，影像民族志的“深描”也需要民族志作者对视听语言有良好的驾驭能力，能够敏锐地捕捉和细致地发掘田野文化事象的外部细节和深层结构，并以影像叙事的方式进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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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02日第37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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