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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年干部，在各方面都很不成熟，摆在我面前的困难很大，我需要的是支持和理解。当我对自己提出的以加强理论工作为今后民研战线的重点把握不大的时候，周扬同志当着全国理事们的面所讲的这翻肯定的话，无疑是对我这个晚辈的最大支持。我从心眼里感激他。况且他当时心情不好，又是带病来的。他的讲话，当然不只是对我一个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经过周扬同志的阐述，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提高学术水平，就成了全国民间文学战线的共同认识，为下一步确定民间文学工作的新的方针定下了基调。
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周扬是一位先行者。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开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周扬在会上提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三选一史”（即歌谣选、故事选、谚语选和文学史）的计划。会后中宣部于8月15日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选工作座谈纪要》转发各地，开创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工作的先河。从此开始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有计划的搜集和研究，其中包括搜集和出版藏族史诗《格萨尔》等民族史诗。我就是根据那个报告的安排，被派往青海去执行的。那个文件的批发者，正是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中宣部文艺处。
记得1961年4月10日，周扬在何其芳主持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座谈会上发表过一篇精彩的讲话，对大跃进期间兴起的群众性批判运动和学术界出现的“左”的倾向发表了下列意见：“‘以论带史’这个口号有毛病。‘以论带史’其结果必然引导人专门讲原则，不讲史料。研究历史就是向史料作调查，向文学的地下的史料作调查。‘以论带史’就是叫青年拿历史去套公式，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不能使历史适应原则。一个人要想成为有知识的人，就要伸出两手，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他不仅对在头脑热昏时期提出的“以论带史”提出了批评，而且他也不同意在搜集和研究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上采用陈伯达提出的“厚今薄古”的方针[8]，而提出了一个“古今并重”的原则。对于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来说，如果按照“厚今薄古”的原则，那么，少数民族的几乎是只流传在口头上的民间文学、甚至民族史料，就会因无人问津而被历史所淹没。周扬的观点显然是对的。这时的周扬，与1958年发表《新民歌开拓了新诗的道路》时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国家正经历着三年困难，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治国方针，被大跃进所膨胀了的头脑已经因缺乏食物而冷静了下来。周扬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是1979年文代会期间，由马学良和钟敬文两位先生提议，经周扬同志当场拍板同意，并指令民族研究所负责人、语言学家傅懋绩先生负责筹备成立的。因此周扬理应是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当之无愧的创建者。到198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召开第四次藏族史诗《格萨尔》工作会议，周扬欣然应邀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把我推荐给到会的来自各地和各民族的史诗研究者们。他说我原来是搞文艺理论的，现在新加入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工作中来，是新的力量，等等。其实，我年轻时是第一个被民研会派到青海去组织《格萨尔》的搜集和研究的人。周扬同志并不知道我这一段历史。那年我才24岁，是在兰州通往西宁的铁路刚竣工后，乘头一趟火车去的西宁，那时西宁市的规模还只有一个县城那么大。那个时期，青海省文联的王歌行、左可国、徐国琼等人，在老文艺家程秀山的领导下搜集、翻译和编印了60多种《格萨尔》原始唱本，在开创中国的“格萨尔学”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周扬同志这次专门就《格萨尔》研究作专题讲话，对于开展《格萨尔》的研究，建立我国自己的史诗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1984年下半年，为了筹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到周扬家里向他汇报，他对我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再担任下届主席了，让我和中宣部有关部门商量另择人选。中宣部干部局负责同志把我找去，他们正在筹划和考察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人选，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推荐钟敬文先生担任下届主席。干部局接受了我的意见。周扬同志当时的处境，文艺圈子里的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我能够理解。但在开会前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有人去为自己的一点私利纠缠他。这当然使病魔缠身、已出现轻度语言障碍的周扬相当恼火。因此，在开会前夕，周扬同志给我们写来了一封辞去民研会主席的信件。信里说：“我因年老多病，近期又住院治疗，无力也无法顾及民研会的工作，出于不得已，为了对党对民研会工作负责，今特提出辞去本届民研会主席的职务。今后凡有关民研会的一切工作，请找有关领导方面直接请示解决，我不再参与任何意见，对这次会议也不再过问，我担负民研会工作期间，对于民研会领导中纷争之事未能解决，工作不好，有负众托，请同志们批评、指教。周扬 12月12日”
我手里拿着周扬同志这封简短的信件，感觉好像很沉，脊背上不由得爬过一阵悲凉。周扬于开国后不久亲手建立起来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虽然在文革中曾经遭到破坏，但还是获得了新生，可是现在他病倒了，他被人击倒了（不是被朋友“割伤……手指”），他衰老了，无力再顾及它了。令他特别头痛的民研会机关里的长期纷争，他虽然尽了全力，在1982年底甚至下决心调整了领导班子，却仍然未能彻底解决。他的浓重的失望情绪，我是能够体会得到的。周扬同志把我这个没有来历没有背景的中年干部安排在协会的领导岗位上，惹得那个不甘心失败的老人在代表大会上大打出手，好一翻表演。好在，在中宣部和文联等领导机关和领导的支持下，在钟敬文、马学良、姜彬、田兵等许多老前辈的帮助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代表大会开得还算成功。
后来，周扬一病不起，长期住在医院里，再后来，变成了没有思维能力的“植物人”，直到逝世。他一生为中国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他虽然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但他晚年沉痛忏悔自己的过失，得到了人们的广泛信赖，他竭尽全力维护和发展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局面。周扬的一生，是不懈地追求真理的一生。作为晚辈，我对他了解很少，但他对我个人的教悔，我是始终铭记的，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附言：2008年是周扬同志诞生100周年,中国文联要为他举行纪念座谈会。本人因事不能与会，借此版面发表拙作以资纪念。本文吸收了作者的旧作《真理的追求者——我所知道的周扬同志》的一部分。特此说明。又，本文未在纸质报刊上发表，只在个人早期博客上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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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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