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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作为文艺战线的领导人，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搜集民歌的运动，当然要推波助澜，他在中共八大一次会议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长篇发言。这篇文章发表在同年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他写道：“最近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这是我国目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人民日报》也于4月14日为这个运动发表了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对这次搜集民歌运动，应该一分为二，既不能像过去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们所作的那样全盘肯定，也不应像有些文艺研究家们所作的那样全盘否定。在全党动手搜集民歌运动中，各地编辑出版的民歌集，既搜集了大量的所谓新民歌（许多是浮夸风的产物），也搜集了大量的旧民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着手编辑多卷本的《中国歌谣选》（笔者参加了前期的编选工作），并以郭沫若和周扬二人的名义编选《红旗歌谣》。1958年12月，周扬（还有林默涵）亲自审阅修改定稿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国歌谣及故事丛书〉编选计划》，规定《中国歌谣选》收各类歌谣55000行，其中大跃进歌谣只占1500行，大部分是古代和近代歌谣。文革中曾批判周扬在编选民歌的比例问题上，表现了他的“厚古薄今”观点，看重传统民歌，轻视新民歌。为编选《中国歌谣选》，曾邀请了北大教授游国恩、魏建功来主持工作。文革前印出了五卷的内部征求意见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正式版本改成了两集本，于文革后的1980年出版。第一集收选近代歌谣，第二集收选新中国歌谣。与原先计划中的《中国歌谣选》相比，已面貌全非，恐怕与周扬当年的初衷已相去甚远。[5] 虽然全书由周扬同志写序，但我相信周扬并没有看过全书。 《红旗歌谣》于1959年1月由红旗杂志社出版。不管是文革前出版的《红旗歌谣》，还是文革后出版的《中国歌谣选》，显然都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下的产物，所选作品，要么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军事）斗争的宣传品，要么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中产生的、或政治性很强的颂歌，反映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人情风俗和淳朴情感的“非政治性”歌谣则分量极少，不大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化的传统。尽管这个充溢着强烈的政治观点、政策说教和斗争情绪的选本，不能认为是一部成功的、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可与“国风”三百篇相媲美的近代民歌选本，但周扬的《中国歌谣选·序言》以及1959年写的《红旗歌谣·前言》对歌谣的历史、特性和意义所作的解说，应该说还是很精辟的。[6] 周扬作为文艺理论家，对民间文学的特性是有深刻见地的，早在1960年8月4日，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比如我是一个宫廷诗人，他也是一个宫廷诗人。我这个诗人经常向民间去找诗，他却不到民间去找诗，但他会拍马屁，皇帝就很喜欢他。我这里经常反映点人民的要求和不满，皇帝就打击我。越是打击我，我就牢骚越多，越不满意，就越反映人民的东西。”[7]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扬在这样的时候用这样的思想启发大家，从民间作品中去看民间的疾苦和倾听人民的声音，不是值得记下一笔的吗？
“文革”开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其他协会一样被“砸烂”，停止工作长达十多年之久。1979年10月召开的第4次全国文代会上得以宣布恢复活动，周扬被选为主席。我在1957年到民间文艺研究会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后下放干校，1971年6月第一批从天津团泊洼文化部干校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协会恢复时，我已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作编辑，后来转到《文艺报》和作家协会，没有也不想再回民研会工作。1982年夏天，在中宣部在河北涿县召开的文艺评论座谈会期间，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找我谈话，说民研会负责人××把协会搞得一团糟，还对中宣部兴师问罪，民研会工作瘫痪了，因为我在文革前在那里工作过，要我到去担任领导工作，而且不许××再插手民研会的任何事情。这虽然是中宣部的主管部长的带有决定性的意见，但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思想准备。接下来，是文联党组的负责同志赵寻、延泽民、李庚分别找我，但我都没有答应。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处在瘫痪之中。1982年12月14日，作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和民研会主席的周扬，不得不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民研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副主席、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文联书记处书记延泽民，常务理事、社科院少数文学所的副所长王平凡，民研会副秘书长程远。周扬委托文联党组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寻主持。周扬同志讲话，直截了当地宣布了××的错误，解除他在民研会的领导职务，并成立延泽民为组长的临时领导小组，作为过度，尽快把领导班子搭起来。文联党组副书记赵寻把那份会议记录交给了我，要我保存着。后来，我把它交给了办公室管文件档案的同志存档。
1983年3月7日周扬同志在中央党校礼堂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报告后和文章发表后，遭到胡乔木的批评。这事我们在编辑部虽耳有所闻，真相却不甚了了。大家都为他鸣不平，也为他担心。周扬的心情很不好，可想而知。他身后虽然寂寞，却已有许多回忆文章把这件事披露出来了。这一年的3月20日是老民间文学研究学家钟敬文教授的80寿辰，年初我约他写了一篇《我的民间文艺生涯60年》的文章，在《文艺报》上发表，同时，我给周扬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钟先生80寿辰的事，建议他给钟先生写一封信表示祝贺。周扬果然给他写了信，称赞钟先生“成就卓著，人所共仰”。4月初，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聚集在西山一处开会，延泽民同志邀我去开会，我便中向大会建议为钟先生开一个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教学60年的祝贺会。我的建议得到同意，决定10日开会，我自告奋勇去请周扬来参加并讲话。周扬虽然心情很不好，还是毅然来到了会场。周扬见了面就问我：“称钟敬文‘先生’好，还是称‘同志’好？”我立即就去探钟先生的口风。钟先生对周扬能来参加为他召开的会议，非常高兴。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就称同志！”那天，我还代为请了林默涵和林林同志。周扬在会上讲话，热情地叙述了和钟老多年的交往，称赞他对民间文学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对钟先生作为一个知识份子，一生靠近革命，矢志不渝地献身民间文学事业，取得的卓著成绩，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会后周扬同志要我坐他的车与他一起走。周扬对我说：“民研会现在缺一个领导人，机关瘫痪了，要请你到民研会去工作。你怎么还没有去？”他还讲了些民间文学是条很重要的战线一类的话，我就没有在意听了。对于周扬的问话，我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我仍然没有当场答应他。我想我在《文艺报》工作得好好的，又担任着编辑部主任，干吗要到那个是是非非的地方去？记得有一次见到汪曾祺，他是在民研会被打成右派的，是个受害者，他也听到了要调我到民研会的消息，关心地对我说：“别去那个地方，那个以整人为职业的人是能合作的人吗？”但当我一想到从去年夏天贺敬之同我谈话以来，作为老领导、作为民研会主席的周扬同志，一直在等待我的回答，我心里确有些不忍。一个文艺界的老领导，竟然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手下没有一个能够替他在那里抵挡一下子的人！我想到这里，再也没有说什么话，车里的空气显得沉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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