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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今年是周扬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周扬是20世纪中国文艺界卓越的领导人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对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贡献也是不能忘记的。建国以后到他逝世前的我国民间文艺事业，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包括专业民间文艺研究机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民间文艺收集研究事业的开展，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回想20世纪30年代，除了鲁迅先生外，在上海左翼文艺队伍中，对民间文艺，要么是看不起，要么是缺乏研究，总之，包括周扬在内，对民间文艺是轻视的、忽略的。那个年代，周扬更多地接受了外国的或西洋的文艺理念，对民间文艺是不屑一顾的。40年代，他到了延安后，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群众文艺和民间文艺的重视和提倡，周扬对民间文艺开始重视起来，不仅在他主持的鲁迅文艺学院文学系、音乐系内开设民间文艺课程，设立文艺运动资料室收集编辑民间文艺资料，还多次组织文艺工作者下乡收集民间音乐、民歌、民间故事，领导了秧歌运动、改造旧说书运动等，在收集和改造民间文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周扬在解放区发表的文艺问题讲话和文章中，多次阐发他对民间文艺的见解，并用来指导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周扬在晋察冀边区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谈文艺问题》，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民间文艺的观点：“‘文艺座谈会’以后创作活动上的主要特点，就是内容为工农兵，形式向民间学习。我们在民间形式的学习上是有很大收获的。现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利用旧形式’了，而是对民间形式表示真正的尊重，认真的学习，并且开始对它加以科学的改造，从这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民族形式来。文艺上的民族新形式正在生长与发展的伟大过程中。今天，各种形式新旧交错，杂然并陈，有的是新生的，有的是过渡的，新生的有的已经成熟或接近成熟，但许多还是幼芽，其中也有不一定能成长的。……所有这些形式，只要是群众所喜欢所能接受的，都应该让它们有自由发展的机会。”“群众有卓越的创造才能。……群众有自己的文艺传统，……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经验。特别是群众固有的文艺形式。边区民间文艺形式的贮藏量听说是丰富得很的，这是人民的财产呀，民间艺人常常就是这些财产不被注意的所有者、保存者。为了学习和创造，我们拜民间艺人为师吧！”[1] 1944年11月12日，周扬在延安举行的文教大会上做总结报告，肯定“秧歌、社火是群众艺术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它的特点是综合性（熔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于一炉）的，又是群众性的。秧歌活动主要在春节，春节是群众的艺术节日。”他在总结报告中，给予民间艺人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很高评价，说他是“堪称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2]
建国前，在解放区时，周扬还亲自垂范，与萧三一起于1947年编辑出版了《民间艺术和艺人》一书，将其纳入《民间文艺丛书》之一，由东北新华书店发行。这本选集几乎把边区文艺工作者们发现的重要民间艺人和重要项目的相关文章都选进来了，如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艺术组的《刘志仁和仓南社火》、丁玲的《民间艺人李卜》、艾青的《汪庭有和他的歌》、萧三和安波的《练子嘴英雄拓老汉》、林山的《改造说书》、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艺术组的《自乐班》、《驼耳巷区的道情班子》、《吆号子》、艾青的《窗花剪纸》等。也收有周扬所写的《一个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
建国后，周扬同志积极支持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在他的领导和批准下，于1950年3月29日成立了全国性的社会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他在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他说道：
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召集了文艺界许多的朋友。成立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为了接受中国过去的民间文艺遗产。民间文艺是一个广阔的富矿，它需要我们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来发掘。在“五四”时期曾有些爱好民间文艺的文艺工作者，出版过不少各种的关于歌谣的刊物。在我们解放区也曾有过地方戏剧的研究，如今天优秀的歌剧作品，都是研究民间文艺的成果。但我们觉得最出色的民间艺术还没有发掘出来。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
不仅让对民间文艺有素养的文艺工作者来参加，还让那些只爱好民间文艺并非文艺工作者来参加。我们的民间文艺专家要和广大的民间文艺采集者紧密结合。[3]
郭沫若、老舍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都在随后编辑出版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一辑上发表了，惟独周扬的开幕词没有发表。大概是因为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觉得自己是主持者，虽然是他张罗并主持了成立大会且致了开幕词，但他毕竟不是民间文艺的行家。但周扬一生很重视他的这个讲话，把这份篇幅很短的讲话稿保留了几十年，最终将这份生前没有发表的讲稿收入了他的五卷文集之中。
周扬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第一、二任理事长是郭沫若，周扬是副理事长。[4] 成立初期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其业务范围，包括了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曲艺、音乐、美术、舞蹈、工艺等）和从国统区和解放区来的许多著名艺术家，因而有“小文联”之称。后来，各专业协会陆续成立了，民间艺术的不同行当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到各专业协会去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专业范围，则侧重于搜集和研究民间文学。建国17年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团结各地会员，继承“五四”歌谣运动的传统和延安民间文艺工作的传统，做了很多工作，如搜集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搜集研究工作，成就尤为显著。对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出版和对民间文艺的作用的认识，比“五四”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受到重视。但无可置疑的是，民间文艺工作也受到“左”的文艺思想的严重影响，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下，在“搜集整理”、“厚今薄古”等的口号下，使搜集到的民间文学资料丧失了真实性，充满了思想的伪造与艺术的拔高，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失误。这当然不能怪罪到某一个人的头上，是时代病所造成的恶果。
1958年，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时代，毛泽东发动了搜集民歌的运动。毛泽东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说：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会收到大批的（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毛泽东还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作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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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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