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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与一直存在着神话赖以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语境相对应，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神话也一直在其传承、流变中发挥着它独特的功能。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8］［p．59］在少数民族中传承的神话，即便是一些古老的神话，实际上在其传承过程中人们都会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入许多现实的成分，目的是增强神话在当下的功能。这样看来，传承到今天的许多神话，它既是古代的遗留物，也是当下的现实物。杨利慧博士正确地指出，“神话学者、民俗学者应该关注神话和民俗重建的现象，不再把民俗看成是过去的遗留物（survival），是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的‘遗产’，总是用溯源的办法去追寻它的原初意义和功能，而要把它们看成是‘不断变动着的现实民俗’，它们和人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并且由人们根据自己当下的需要和目的而不断被重新塑造。只有这样，研究者才有可能回答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如William Hansen教授所指出的——为什么神话故事在后世继续代代相传，而众多传承者可能根本不知道神话的原初仪式和原初意义？”［9］
在云南这个神话王国中，其研究的空间十分广阔，神话研究者大有用武之地。神话学中一些已被提出的理论问题可以在这里得到检验、实证、充实、提升。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个可以触摸、感受、体验神话的神话王国中，应当而且有可能提出一些神话学的新论题。中国各少数民族神话之间的比较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与我国汉文典籍中记载的神话的比较研究，我国中原地区民间传承的神话与云南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的比较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与外国相关神话的比较研究（诸如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与日本“记纪神话”的比较研究）等，都是有待深入开展的研究课题。从云南文化史、区域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中国神话史，以及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展开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至今尚未展开或刚刚起步。诚然，神话资源的丰富性不等于神话研究水平一定就高。早在十多年前，萧兵先生就已指出：“如果没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历史感，没有高度的反思能力与感受性，没有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再多再好的资料都可能弄成废料。”［10］
三
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是否也有限度呢？可以肯定地回答：有。首先，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把握原始民族、原始文化、原始神话这些概念。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历史上没有产生过文字，有些一直存续至今的原始文化事象、一些古老的神话，它的原生形态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嬗变的，都是很难稽考的。即便如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期或解体期的独龙族、怒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民族，都已或多或少地受到处于更高社会发展层级之民族的文化影响，因而被称为“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出很多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诸如在探讨神话与文化、神话与文化史、神话与宗教（含原始信仰与民间信仰）等这些论题时，都面临资料阙如，历史线索不清晰等诸多问题，很难对其是否原始、原始程度如何等做出较准确的判断。在这里，笔者拟对“原始”这一在神话研究中难以绕开而又必须经常提及的概念，与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限度联系起来加以探讨。美国著名宗教学家约翰·B．诺斯（John B.Noss）、戴维·S．诺斯（David S. Noss）在其合著的《人类的宗教》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论述现在已经消亡的远古宗教之前，可以考虑一下刚才用过的‘原始的’（primitive）一词。在世界各种文化中潜心钻研的学者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都多少有几分犹豫，因为它意味着不发展和低级。实际上，原始文化却常常是得到充分发展的，而且在性质上具有很多值得赞誉的东西。但是‘原始的’这个词却很难找到一个替换词。……因此，我们在这里还是犹豫而有保留地使用‘原始的’这个词，来标志那些规模较小、消息较闭塞且较为封闭孤立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技术不如‘文明’社会那么高度发展，但其宗教体系却被其所有成员毫无例外看做是维持社会和谐以及对周围环境的良好适应所不可缺少的。”［11］［p．3］笔者以为，适当划清社会发展史中的“原始氏族社会”及其产生的文化，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中难以明确界定和规范的原始民族、原始文化的界限，很有必要。前者是指史前期的原始氏族社会产生的原始文化，后者则指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形成之后由学者所发现的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及其文化。③这二者之间虽然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但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对某些具有原始性特征的文化事象之研究，就不仅需要深度的田野调查，而且要将调查所得来的资料与相关文化语境及史料进行缜密的综合分析，从而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学术判断。事实上，某些被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视为“原始的”文化事象确乎很难加以断代。不过，就云南的情况而言，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们所能见到的原始文化或原始神话、原始习俗，并非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原始样态，不应轻易地从发生学之意义上将其视为初始形态的东西。但是，第二，我们又必须看到云南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其社会历史发展长期处于缓慢甚至是停滞的状态，特别是那些由于受制于历史、文化、交通及地域环境的制约，长期处于与外界基本隔绝，缺少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民族，其文化中保留原始性因素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怒族、白族支系勒墨人，独龙江河谷的独龙族，西盟县的佤族等。上述这些民族由于少有与其他民族的跨文化交流而获得的历史发展动因，其自身的传统因素对其历史进程的影响极大，其历史主要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这样，就使得上述民族的原生性文化、很多非常古老的文化事象一直得以存续。若能将以上两点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审视，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原始”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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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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