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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贤]神话王国诸相
——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总体特征及存续的解读
  作者:李子贤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01-06 | 点击数:15800
 
 
 
以上便是对云南这一神话王国的大体勾勒。那么,云南各少数民族的神话尤其是活形态神话为什么叙事内容如此丰富多彩,多元性特征如此显著,并且一直得以存续?笔者以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自古以来云南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元代以前,在云南世居的主要是少数民族。自汉代开始,就陆续有汉人迁入云南。南中汉族移民的进入,最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中晚期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时。但直到元代以前,虽然迁入云南的汉族数量不少,但基本上已“变服从其俗”,被夷化了。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在云南设省,汉族移民又开始陆续进入。到了明代,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在云南主要的城镇,已基本上为汉族所居住。从此,汉族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但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各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基本上并未发生大的改变。长期以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边疆,已形成一种良好传统及社会氛围。云南各少数民族则在与汉族长期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在与汉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既能够丰富自我、提升自我,而又不丢失自我的文化保护机制,这就使得各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基本上一直得以存续。云南虽然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区,但其文化上“多元一体、多源一体、多元共生、多元并存”这一总体格局一直没有改变。
其二,在云南,有的少数民族处于大集中的聚居状态,有较广阔的聚居区,但有许多的少数民族则处于小集中、大分散的状态。在有的市县,几乎居住着从属于云南四大原始族系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历史上的普洱市,还是当下的普洱市,都是云南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最广泛的地区。时至今日,普洱市的世居少数民族几乎囊括了云南4大原始族系,即氐羌系的哈尼、彝、拉祜、白等民族;百越系的傣族;濮人系(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等民族;槃瓠系的苗族、瑶族。在滇越铁路1909年开通过境,具有百年工业化进程的开远市,历史上曾经是氐羌系的彝族、哈尼族,百越系的傣族、壮族,濮人系的布朗族,槃瓠系的苗族、瑶族的居住地。历史上逐步形成的这种大杂居、小聚集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加之高山、河流的分割,逐步在云南各地形成了很多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宛如蜂窝状的“文化——地理单元”。这些世世代代居住着不同民族的村落或小聚居群宛如孤悬于异文化海洋中的一个个文化孤岛,却能顽强地维系着传统文化能够持久存续的根基,总是力图精准地定位着自己的文化特色及个性。此种文化分布格局,让每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既连接着古老的历史,又与周边的其他民族在经济、文化上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互交融与互动。过去,学术界一般把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续存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地理隔离机制。笔者认为,只有将云南各地普遍存在的呈蜂窝状的“文化——地理单元”这一文化现象与之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审视,才能回答一旦地理隔离机制被打破以后,为何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得以存续。
其三,长期以来,在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民俗生活中,都有许多与特定神圣叙事密切关联的节日、祭仪活动,这就使得文化积淀场、神话传承场得以保留。历史上,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彝族婚礼及丧葬仪式都要讲述神话,吟诵创世史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佤族在大型的拉木鼓祭仪活动中,都要由摩巴吟诵《司岗里》;丽江纳西族的祭天仪式,可以视为在祭司东巴的引领下对纳西族创世神话的现场“演绎”。传统节日、宗教祭仪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各少数民族的祭司。大凡重要的祭祀,都由他们主持,祭司在传统的社会生活中有极高的地位和声望。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在元江县羊街乡拜访一位大摩匹(祭司),当问及远近各个哈尼族村寨为什么都找他主持各种祭祀时,他脱口而出:“没有摩匹,哈尼族不会过日子,人死了送不走,生了娃娃不会长大。”可见,他们是包括神话在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代代存续的主要传承人。
其四,直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推广之前,云南的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基本上还处于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社会,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民俗生活,还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笔者自1962年在宁蒗县小凉山地区进行彝族口承文学调查,1963年赴独龙江畔进行独龙族口承文学调查开始,直至今日,期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曾对彝族、纳西族、白族、景颇族、拉祜族、哈尼族、佤族、傣族,以及怒江大峡谷的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多次进行宗教民俗及口承文学的田野调查。笔者总的印象是:在1966年以前,各少数民族还原汁原味地维系着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会讲汉语的人极少,但会唱调子、会讲故事的人极多,老年人都会讲述一些古老的神话,都有一些在当地知名的故事家和歌手。碰上节日庆典,人们往往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唱歌跳舞;1980年以后,传统文化仍在许多民族中居于主导或支配地位,传统的生计模式并未改变,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各民族的一些民俗活动仍在保留,或者迅速得以复苏。能讲述神话的老者,能吟诵创世史诗的祭司很容易找到。人们的价值取向、信仰体系以及文化心理结构大体上还与传统文化相适应。1993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少数民族农村的社会生活状况开始发生变化,自觉不自觉地悄然开始了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观念的改变、生计模式的创新。于是,传统文化的主导和支配地位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这无疑是一场伟大的社会文化变革,是社会进步、文化提升的标志。不过,在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或村寨,传统的生计模式、生活方式仍未发生较大的改变。在西盟佤族自治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佤族的生活状况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然而许多传统的观念和民俗仍在存续,作为祭司的魔巴在佤族的民俗生活中,仍在发挥着某种作用。近年来,笔者在已有百年工业化历史进程的开远市少数民族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惊诧地发现:在距城不过80公里的卑格乡濮拉人(彝族)聚居区,几乎村村都有贝玛(祭司),其中还有不少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望的大贝玛经常被周边村寨请去主持各种祭祀。虽然濮拉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但这些贝玛都能够背诵长篇祭词,都能吟诵或讲述一些神话。由此看来,在云南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上都是农村)一直存在着适合于神话不断传承和发展的恰当场所。当然,这种文化语境已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逐渐弱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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