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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也是构成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丰富多样性的原因之一。在一个世纪前，独龙族、怒族和一部分傈僳族在其经济生活中，采集、狩猎仍占有较大的比重，对自然的高度依赖性必然导致山神信仰、猎神崇拜、图腾崇拜的普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是山神神话、猎神神话、图腾神话得以长期存续。氐羌系诸族大多住在半山区，历史上长期从事刀耕火种的旱作作物栽培，火崇拜、山神崇拜、祖先崇拜、村寨守护神崇拜则是氐羌系诸民族原始信仰的主要形式，因而在其神话中旱作文化的特征极为明显。如纳西族《创世纪》中从忍利恩经历的难题考验：砍树、放火烧山等关目就是实例。如果将山地刀耕火种的旱作文化比喻为火文化，那么坝区水田稻作民族的文化便可称为水文化。傣族谚语云：“大象跟着森林走，傣族跟着水走”；“人想水想得心焦。田想水想得心跳”，形象地揭示了水田稻作民族与水的密切关系。稻作民族神话中的象征物多与水相关，如鱼、蛙等水族动物。印顺大师在其《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中十分贴切地将百越族系称为“神鱼族系”。［4］［p．147］百越族系是稻作文化的创制者。壮、傣、布依等百越族系诸民族种植水稻的历史十分悠久。在云南、广西等很多地区，有不少稻田称为“雷响田”，即打雷下雨之后方可种植水稻，因而与水相关的雷就演化为司水的神——雷神，并形成了雷神信仰。水的二重性，即旱灾与涝灾就使雷神的形象在神话中变得扑朔迷离，演化出许多内容各异的神话。在中国，共时性地拥有采集、狩猎文化、旱作文化、稻作文化的地区并不多，云南在这方面的特点应给予充分的关注。
5．多样性的原始信仰与民间信仰的存续，不仅有助于保留许多神话的古（祖）型，而且强化了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传承及多元性特征。云南少数民族活形态神话的普遍存在，也与之相关联。许多原始信仰，诸如图腾崇拜、始祖崇拜、女神崇拜、圣洞崇拜、圣山崇拜、圣树崇拜、圣石崇拜、圣火崇拜、圣水崇拜等等，在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有存续。它作为神话赖以存活的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环，有力地支撑着许多图腾神话、始祖神话、女神神话、圣洞神话、圣山神话、圣树神话、圣火神话等作为活形态神话存续至今。相对晚近产生的各民族民间信仰及相关民俗，诸如各种节日、祭祀、礼俗等，大多都以神话为其神圣性之解释或注脚。对于本族群内部的成员而言，都知晓在这些民俗活动的背后潜藏着一个瑰丽诡诘的神话世界。诚然，近10多年来，以原始信仰、民间信仰为内核的文化积淀场、神话传承场已在逐渐萎缩，有的甚至逐步淡出人们的社会生活，这对活形态神话的存续极为不利。但据笔者的调查，与原始信仰、民间信仰相关联的许多神话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与原始信仰、民间信仰相关联的民俗活动又被重新激活。如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马游村近年来兴起了“梅葛节”，开远市彝族老勒村自1984年开始恢复了兄妹人祖庙庙会，文山州的瑶族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盘王节”。类似的实例不胜枚举。这些民俗活动的恢复及文化内核的保留，都有助于维系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多元性特征及某些活形态神话的存续。
6．自古以来，云南各少数民族及其先民创造的文化及神话，就已参与并融入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逐步形成的进程之中。早在汉代，《哀牢传》［5］、《华阳国志·南中志》、《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等文献所记载的九隆神话，可视为最初的华、夷文化圆融的结晶。九隆神话的原型是感生神话，即沙壹在水中触沉木而受孕生子。尔后由于诸夏龙文化的传入，沉木成为龙的化身，龙图腾成为了哀牢国的文化标志。当王权形成以后，沙壹的幼子又成了龙子，获得了某种神圣性和权威性，遂使九隆神话逐步由感生神话发展为部落神话乃至王权神话。在九隆神话被写定之前，已存在着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公元前4世纪，蜀身毒道就已开通，南来北往的商贾、马帮、挑夫就成为传播中原龙文化的“使者”。据有关学者研究，进入汉代，云南沿山道一线的居民居住区开始形成。西汉中期以后，云南“汉式器物”的数量逐渐增加，说明到了汉代汉文化在云南已进入了广泛传播时期。［6］［p．135－140］《哀牢传》的作者杨终，字子山，为东汉王朝派往云南的官吏。《论衡·佚文篇》：“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以三府掾吏，丛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这足以说明，古哀牢国这个由百越、濮人、氐羌三大原始族系众多民族所组成的部落联盟是以龙为图腾、崇尚龙的。在民间和上层贵族中传承的九隆神话也许为杨终亲耳所闻。九隆神话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最早用汉字写定的文献神话之一。在白、彝、傣等少数民族中，至今仍传承着叙事内容各异的九隆神话。九隆神话在文化史和神话学等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十分重要，而且是多方面的，但作为华、夷文化最初圆融的结晶这一点，应当加以特别关注。此外，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洪水型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的神话中，都讲到两兄妹的子女分别发展成为各个兄弟民族，即便像半个世纪前可称为我们“当代的原始民族”的独龙族，在其洪水后兄妹再造人类的神话中也讲到，两兄妹的9对子女分别到了9条江，形成了汉、藏、傈僳、怒、独龙等各个民族。在白族的本主信仰和本主神话中，几乎涉及了儒、佛、道及民间信仰中的许多神。白族的本主中，除了白族的历史人物，以及白族传说中的人物之外，还包括汉族的诸葛亮、李宓、吕凯、杨六郎、傅友德；蒙古族的忽必烈；傣族的土司那荣和刀岱。［7］［p．114］以上实例，足以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整体，云南的各个少数民族及其神话，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7．在云南这个神话王国中，拥有丰富的神话母题，相对完备的各种神活类型及型式，并保留着一些诸如世界树、宇宙蛋、混沌等古（祖）型。与西南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在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之外，都已在创世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创世史诗。创世史诗的出现，有助于强化各少数民族神话的传承，增强神话在民俗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②
8．云南这个神话王国还拥有现今神话学界通过研究所能列出之神话的各种存在形态，诸如文献神话、活形态神话、口承神话，以及种种以各种实物、符号为载体或象征的神话形态。既有潜隐神话，也有外显神话，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加以体验和感悟。其中，与民俗生活、文化心理、信仰体系联系在一起，还存活于某种特定之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活形态神话，一直是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主体部分。这无论在国内外都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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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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