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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与南：兄弟阋墙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提出过一种对人类学学科的“史前史”的有趣论述——对他而言，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包括对人类进行民族志的、民族学的和理论的研究：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对民族志的民族学综合是由传播论者对历史和地理的需要这一出发点而决定的，在别的地方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它们却“滑向其他学科——社会学”。
然而在欧洲，当代人类学的基本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国别流派”，德国、法国、英国，它们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都占据一席之地。在1920年代，中国不仅建立了社会学，民族学也已经被介绍进来。当吴文藻在燕京推动社会学的时候，民族学刚建立并开始发展。到1920年代后期，好几所大学建立了民族学系和人类学博物馆;1928年新成立不久的中研院也建立了民族学研究部门;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到1936年有了自己的杂志《民族学研究集刊》。
可以说，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及围绕中研院的一些大学教授构成了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对抗。在中国人类学史上，他们被统称为“南派”，与之构成二元对立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即“北派”。
在这两分背后的政治及经济“秘密”是燕京社会学家主要从国外资源获得经济和制度的支持(如洛克菲勒基金会) ，史语所的研究与机构建设全由国民政府支持。
我们既不应低估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应该对不同来源的支持力量对这两大流派的影响视而不见：从长时段田野工作中获得对中国乡村“小型区域”的深刻的民族志知识势必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所高度重视，但是对国民政府来说这种小型区域的民族志而言则有些无聊，它需要的是一幅民族历史的更大图景。再者，这种背景的差异，社会学与民族学成为两个对立的学科，为了在一个同时在西化和中国化的时代脱颖而出而竞争，它们都渴望成为必需的。
如果这解释还不够贴近人类学知识-权力的复杂性，还应该强调的是：在1930年代最初几年，中国民族学相当不同于与社会学。弗里德曼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化人类学的困境——它对局限于研究碎片、乡村社区或“小型区域”的过多强调是由它对总体性的社会学追求所导致。那么中研院民族学是否提供了对此问题的解决方式?不一定。这种关涉族群边界、文化间关系和宏观区域的民族学想要穿越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界线，但是它在中研院的结果是作为一个广泛的碎片集合帮助中国知识分子重建一个整体——在这里即是古代中国文明。
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南派与北派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都深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英美与欧陆传统;但是在他们有关文化与社会的研究中又都没有从这一“学术国际主义”发展出一种社会学或民族学的“国际主义”的理论。在双方学者的研究中，都关注诸多“超民族进程”，但这些进程或者被视为来自现代工业世界的“外部影响”(如费孝通在他的《江村经济》中所书)，或者被当作丰富中国文化的“内部的相对差异”(例如傅斯年、李济和凌纯声的研究)。
在对晚清中国文化意识的延续和早期民主共和国建构这样一种情境下，民族学研究沿着两个方向继续展开，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和历史研究，后者称之为“中国民族史”。这部分的研究可以以王桐龄及吕思勉的同名著作《中国民族史》为代表。两书均出版于1934年，以中国史料文献为主要研究基础，来反映前现代中国的民族多样性、关系与统合。
从1928~1937年间，燕京大学和中研院成为中国两个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中心(诚然在中国南方还有别的中心，如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在这一时期，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或多或少与这两派有关。与英美世界关联的燕京学派比较先进，吸引了不少学人，包括吴文藻的学生们。
在1930~1940年代，据说当时吴文藻有“吴门四狗”，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和瞿同祖。费孝通1910年生于江苏，比导师吴文藻小9岁。他1930年进入燕京社会学系就读。后来又到史禄国——一位当时从教于清华的俄国民族学家那儿学习。在去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费孝通在广西大瑶山做了一个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研究。1936~1938年，他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门下学些功能主义人类学。1938~1942年，他在云南开展不同民族志地点的比较研究，深受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有关中国土地所有权及其他制度研究之影响。
林耀华与费孝通同年，他于194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金翼》是关于他家乡福建农村的一本自传体民族志，比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更为拉德克利夫-布朗式和更为历史化。
李安宅要比吴文藻大一岁，他1935年去了美国伯克利。经由保罗•拉丁(Paul Radin)——“一位美国共产主义者” 的介绍，李安宅被祖尼人(Zuni)所接纳，并在他们中间从事田野研究。1938年他受聘为中国华西大学教授，开始他对藏学人类学的长期耕耘。
瞿同祖生于1910年，1936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从学于吴文藻和杨开道，对这两位导师的综合使他更偏向历史。他写作了大量有关中国法律和行政体制的历史论著，成为一名如他所说的“社会史学家”。1945~1965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研究员，研究聚焦于历史方面。1972年他出版了《汉代社会》一书，原本是打算作为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组织的汉代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费孝通——这位“吴门首犬”，通过他的研究、书写和政治活动实现了吴文藻去历史化和民族志化的设想，那么他其余三位同学则大有不同了。
对于更具有欧陆民族学色彩的中研院而言，它正逐渐接受一些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因素，同样也吸引了许多学人。
与凌纯声一同工作的还有芮逸夫和陶云逵这两位对中国民族学颇有影响的人物。芮逸夫生于1901年，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外语系毕业，1930年加入凌纯声的研究。凌纯声在30年代至40年代几乎所有的重要研究都是由芮逸夫参与协助的。芮逸夫摄影很好，对可视之物尤其感兴趣。陶云逵生于1904年，并于1924年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赴柏林和汉堡大学学习遗传学和民族学。1934年他加入凌纯声，一起去云南调查滇越和滇缅边境的少数民族。这项云南人类学调查计划持续了2年，在此期间陶云逵负责体质人类学和民俗调查部分。
在一些国立大学中，中研院民族学派也有一些半附属的成员。如杨成志(1902~1991)，一位中山大学民族学家，1928年曾同时被中山大学和中研院聘请去云南开展田野工作，与他同行的还有史禄国和一位民俗学家。杨成志返回广州后不久即赴巴黎，在巴黎人类学院和民族学研究所学习人类学和民族学。获得民族学博士学位之后，他返回中山大学担任民族学教授，并在那儿一直呆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
林惠祥(1901~1958)，厦门大学人类学家，曾在菲律宾大学跟随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学习，早在1924年即开始教授人类学。受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他对文化区域研究、神话学、原始艺术和物质文化非常感兴趣。1934年他建立了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
马长寿，生于1907年，曾在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和林惠祥一样受到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影响。和凌纯声一样，马长寿更倾向于做综合的民族学式民族志，从而致力于将语言的、物质文化的、社会生活的和文化之间的诸多关系放进一个单一的民族志专题中。
此外也有独立于双方的民族学家，杨堃(1901~1998)即是一位。1921年，杨堃考入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他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直到1927年这段期间，杨堃参与了很多中国和法国的政治活动。但在1927年，他开始对政治感到失望并且被社会学年鉴派的社会学主义所吸引而退出政治，到巴黎跟随莫斯和葛兰言学习。1930年11月，他与妻子张若名坐火车旅行，到过柏林、莫斯科、西伯利亚，并于1931年1月回到北平。杨堃穿梭在北平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和英美大学之间。他也曾加入燕京社会学系有好几年(1937~1941)，但不遗余力地推动法国社会学和民族学。杨堃并没有完成过一个专题的民族志。他将大部分精力花在书写法国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动态”上。涂尔干、莫斯和葛兰言是他的英雄，为此他不惜长篇大论概述他们的思想与作为。在经验研究方面杨堃很有开创性。他的“中国家族中的祖先崇拜”(1939)、“中国儿童生活之民俗学的研究”(1939)和民俗宗教崇拜研究依然值得重读。
吴泽霖(1898~1990)也较特殊的一位，他1922~1927年间在美国拿到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全部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受其导师包括派克在内的影响，吴泽霖是中国社会学对种族关系和城市问题进行研究的先行者。1928年担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上海，吴泽霖及其追随者提倡一种不同于燕京“社区”研究的社会学。社会问题、人口统计学和种族问题是他研究的三个主要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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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2-11-27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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