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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情感模式在西方学界主要源自韦伯（Max Weber）。在他看来，族群乃是指这样的群体，其成员：
由于身体类型，或习惯，或二者皆有的相似性；或是由于对殖民和移民的记忆，而主观地坚信，他们的裔脉相同（common descent）。这种坚信对于群体构成之发展至为重要，无论它是否在客观上存在血缘关系。准确而言，由于一个推定的认同的存在，族群成员资格（ethnic membership）有别于亲属群体，…… 。（Weber,1978: 389，译文出自笔者）
韦伯这一解释的洞见在于揭示了人们是如何自主地意识到自身的历史，以及通过什么因素他们被联系在一起并延续下来。韦伯的这一阐释对英语学术界的影响来得相当晚。然而，自利奇（E. Leach）对有关文化或社会组织的常规理解提出挑战以来（1954），客观定义族群的方法就已招致批评。不少人认为，在定义族群的问题上，不能无视群体成员的自我意识和他们自身对有关“我是谁”这类问题的解答。巴特（F. Barth）在1969年出版的一篇序言中指出，在对待族群的问题上，“我们主要地将着重点放在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族群是行动者自我赞许（ascription）和认定的归属类别（categories），由此体现族体间有机互动的特质”（Barth 1969: 10）。巴特不仅强调族群是主观上的认同群体，同时也指出所谓的族群性（ethnicity）乃体现于族际互动之际。换言之，族群性的表达必须是在不同族群相遇之际，因为只有此时，他们各自的成员才会体会到自身与他人有所不同。巴特的这篇文章遂成为族群研究的经典之作，影响深远。自此，在研究族群问题时，人们都必须考虑到有关人群是如何表达体现族体之别（ethnic boundaries）的问题。人类学家埃里克森（T. Eriksen）就认为，族群性的关键就在于它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关注的是自我与他人之别（1993：7）。
有些学者考虑族群问题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族群凝聚力的考察上。他们关注的是，到底是什么内在动力使不同的群体成员相信他们彼此各有所属。格尔兹（C. Geertz）在这方面深受韦伯和因研究传统扬名于世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席尔斯（E.Shils，1957）的深炙，他认为：一个社会或新生国家总爱将自身的存在解释为由某些“既定”（“givens”） 的，或所谓“与生俱来”（primordial attachment）的东西所决定，这些东西包括对共同来源的坚信等（1973: 259）。这就是有名的“原生说”。应该注意的是，格尔兹所用的“原生”指的是群体成员用以解释自身存在之恒久性的元素，是意识上的东西，而非客观属性意义上的“原生”。后者涉及的只是外在的东西，把外在的特征理解为本质性差异。另一位从此说，也深受韦伯强烈影响的美国人类学者凯斯（C. Keyes）则指出，维系族群的意识系结（ideological knot）是族群成员对他们之所以共享裔脉的（share descent）理解或文化阐释（1976,1981）。主观论也非完美。由于族群认同表达在当代社会主要是一种政治现象，因此，诚如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家巴拉斯（P. Brass 1991:18-19）所言，主观情感解释没有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即：族群的主体自我意识是如何达成的。换言之，一个群体之所以为族群应与所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19世纪以降，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族群的存在和彰显与民族国家的叙述话语脱离不了关系。班克斯（M. Banks 1996）就此指出，必须通过领悟主体民族（majority）来理解族群或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ies）。因此，在现代国家的语境内，“族群”是弱势的象征，他们的存在常使民族国家霸权感到不安和不舒服。而凯斯当年对族群的定义基本上是对“部落”的改头换面，将族群考虑为一种地方性的存在（Keyes 1976, 1981），为实实在在的实体（entity）。
由此看来，理解和具体定义族群离不开这么几个要素：认同、互动、外在政治语境。无论从西文ethnic的字源（参见：范可，2000）或现实政治来看，西文里的族群指的一定是特定范围内那些在人口和国家政治上居绝对劣势的非主体民族。从而，族群一词在西文里本身就带有政治意涵或某种有压迫感的次文本（subtextual）含义。在中文里则不一定，我们可以说客家人或潮汕人是族群，但这与视他们为“ethnic groups”就不一样。客家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称之为“ethnic group”尚可。但如果考虑到该西文术语特有政治意涵，他们是否愿被如此称呼也未可知。所以，族群概念在操作上有具体与一般之别。可是在西文里，即使是一般的泛指，“族群”也永远象征着政治弱势、社会边缘、文化迥异。族群一词之所以在海峡两岸被“泛用”（郝时远，2002）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在中文里是中性的。在汉语语境里，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上班的人概称为“上班族”或“上班族群”，但他们断不可能是ethnic group。所以，尽管中文的“族群”是西文“ethnic groups”最好的对译，仍无法完全达意。但是，只要泛用不是出现在严格的学术讨论中，我们也就没必要去过多理会。无论如何，没有人会把所谓“上班族”理解为“族群”意义上的族群。
但是，既然主观情感取向有其不足之处，为什么还被广为接受呢？这里，我们可以把族群作为一群人因某种认同而聚合的单位，和作为一个演变着的认同单位暂时分开来考虑。作为前者，即便不考虑不断变化的外在政治语境仍可以成立，因为不同族群的成员的的确确是如此来考虑他们自己的。这点，有少数民族社区调查经验的同仁当很容易体会到。作为后者，由于认同的形式、内涵、外延随外在政治，甚至自然的环境、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主观论的确解释乏力。今天，与西文“民族（nation）一词相似、“族群”几成对抗意义的象征和蓄意的“误读”或者某种灵异的字眼（ghost word），对它的争夺成为政治场域内占据某种优势的法宝。因此，我们对“族群”的理解遂有超越地方空间（locality）的必要。例如，“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 是美国的一个族群认同，但有谁会相信它仅仅靠“原生”表述来维系呢？如是的话，大量的在２０世纪７０或８０年代之后移民美国的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黑人当很容易被美国黑人社会所吸纳。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没有相同的历史遭遇，仅凭所谓共同来源或共享裔脉这类东西，是无法使美国黑人构成一个“想象的社区”的（借用Anderson 1991）。
另外，即便有些人有相似甚至相同内容的“原生”认同，也不一定彼此视为从属于同一群体。现在我们称之为彝族的许多群体都有所谓“五祖分支”的起源故事（“原生”），而且，语言学上的证据也说明，不同群体的彝族的确存在某种历史联系，按客观属性标准，的确可被认为属于同一族群。如果从“原生”的内容来看，他们在民族识别之前也同样可以同属一族群。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仅有相同的认同表述还是无法说明：这些被确认为彝族的人或群体过去同属于一个族群，因为他们当时的认同并没超越地方空间，同其它地域那些今天同样被识别为彝族的群体联系起来。民族政策实施后，政府根据历史、语言、文化诸因素，对大量的群体进行归并，由此建立了大范围的彝族认同。于是，今日之彝族有了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且为不同地区的彝族群体所接受，尽管若干地方群体可能还有些不同意见（参见Harrell,1990,2001）。
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即使我们面对的是“族群”而非“民族”，我们仍不能将族群当作“原生”的族体来对待，而必须将他们放在在历史的脉络中来把握（参见：纳日碧日戈，2003）。尽管我们同意认同是任何族体存在的重要依据，我们仍应看到，认同可以因客观外在条件的影响产生和变化（参见：陈志明，2002）。事实上，大多提出原生论的学者们也不否认历史地考察族群认同的重要性（参见： Keyes, 1981）。当然，这种历史把握与那种将彝族的起源追溯到元谋猿人的所谓研究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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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2012-11-2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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