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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唤起了对于晚明时代的重视和肯定。周作人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明末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很有些相同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林语堂次年发表《有不为斋随笔》，也认为晚明公安派、竟陵派“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刘大杰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认为公安派“重个性、重自由、重内容、重情感的新理论”，“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嵇文甫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晚明作出高度评价，他于1944年出版《晚明思想史论》，对晚明思想进行了简明而系统的梳理，认为晚明“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它把一个旧时代送终，却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的社会史论战，促使人们从社会形态转变的角度认识晚明时代。吕振羽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蓬勃兴起，逐渐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经典认识，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市场经济的繁荣、自由雇佣劳动的发展，到明代后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与之相适应，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重大变化，表现在市民意识的觉醒、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人文主义的兴起、通俗文学的繁荣等各个方面。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基本退出主流话语的行列，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因素”、“近代化萌芽”、“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比较中性的概念，晚明被视为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的起点。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于这种经典看法提出质疑。如台湾学者龚鹏程怀疑学术界揭示的晚明“时代转变之事例与思想，乃是被‘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当时未必有此，或虽有之而未必如是，然而在近代研究者特殊的关怀中，此一部分却被扭曲或放大了”（《晚明思潮》，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P4）。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则彻底否定晚明的变化，认为晚明时代僵化得要死，“当时的士绅官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P195）。
光怪陆离的晚明，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定会看到不同的样貎，不同的色彩。无论如何，只要翻阅一下晚明文献，就会发现那是一个踔厉风发、尚奇求怪、日变月异的时代。这可能是希望的欢歌，也可能是绝望的悲鸣，但终归活得有声有色，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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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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