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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晚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未使社会各阶层都得到实惠，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势力，利用投献、强夺、购买等手段，占据了大量田地，积聚了巨额财富。顾炎武根据亲身见闻指出：“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日知录》卷13）势豪大户千方百计逃避赋税，“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民抄董宦事实》），其负担都被转嫁到庶民百姓身上。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等地，还兴起了蓄奴之风，豪奴与劣绅相济为恶，“倚势横行，里党不能安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当整个社会陷入“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崇祯长编》卷2）的境况时，要想保持稳定的统治已不可能，社会经济发展也丧失了渐进变革的机会。
皇帝权威的下降和党社运动的活跃，也未能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反而干扰了朝廷解决问题的能力。明遗民朱一是沉痛地说：“万历中，一二大君子研讲道术，标立崖畔，爰别异同。其后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狐城鼠社，蔓引茹连，罔上行私，万端一例。遂致事体蛊坏，国势凌夷，局改时移，垣垒石破。”（《为可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这话虽然说得有点过于愤激，但确实点中了当时政局的要害。更加严重的是，晚明官僚集团出现了“结构性腐败”，“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给事中韩一良曾叹息说：“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谈迁《国榷》卷89）很多地方官员“为民父母虎狼心”（辛升《寒香馆遗稿》卷3），不思兴利除害，专务刻剥聚敛。百姓揭竿而起，实属必然选择。
晚明张扬个性、放纵情欲的思想潮流，其作用也是“破”大于“立”。它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肯定了人欲的正当，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但却未能形成一套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新价值观。一个社会要想富于活力而又保持稳定，必须在自由和秩序之间维持平衡。对个性与情欲的过分重视，很容易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从而忽视甚至鄙夷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漠视甚至践踏社会所必需的伦理规范。比如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周应宾《识小编》）在他自己，或许确有保持“童心”的自信与能力，但对信奉此语的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是热衷于“受金”和“御女”，而早已将“明心”抛诸脑后。可以说，在晚明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伦理道德的崩溃，彼此纠缠，相互促动，其破坏性可能要大于建设性。
复杂历史：对晚明的不同认识
变乱交缠的晚明时代，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不同时代的人们，以及同时代的不同个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有人看到了旧时代的暮色，有人听到了新生儿的呱呱哭声，有人嗅到了木乃伊的浓浓腐味。各种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可能都揭示了晚明的某个侧面。
生活在晚明时代的人们，似乎不太欣赏当时的社会变化。歙县知县张涛曾以四季为喻描述说：明初到弘治年间，相当于“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此时“家给人足”、“闾阎安堵”、“比邻敦睦”，一派盛世景象。正德、嘉靖年间，相当于“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人们开始舍本逐末，出现了“东家已富，西家自贫”的社会分化，人心日坏，风俗日靡，“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嘉靖末到隆庆初，相当于“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商品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致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风俗更加窳坏，“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万历年间则进入“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社会完全被金钱主宰，人心道德彻底沦落，“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贫富分化更加怵目惊心，“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万历《歙州志》卷五《风土》）。可以看出，张涛完全是站在传统立场上，对明代社会变化进行猛烈抨击。这并非他个人的私见，而是当时很多人的共同看法。
明朝灭亡后，不少遗民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晚明提出诸多批评。如顾炎武批评晚明“王纲弛于上，而私党植于下”（《日知录》卷5），认为士大夫集团已整体堕落，“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日知录》卷3）。他尤其愤恨王学末流空谈性命、鄙薄实务的习气，“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7）。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晚明也持否定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严厉批评晚明玄虚放诞的风气，对于李贽更是痛加抨击：“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该书还将党争视为明灭的祸根，严厉指责说：“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到了清朝后期，政治氛围趋于宽松，士大夫集团重新焕发了对政治事务的责任感，东林党重新受到重视和肯定，不少人编书撰文，讴歌东林先辈的道德风范和救世精神（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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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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