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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并非一个严格的断代概念，有人将其收得很窄，仅限于天启、崇祯两朝，也有人将其放得很宽，从成化、弘治一直延续到南明。较为通行的用法，是指称万历至崇祯这一时间段。当然，历史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没有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晚明时代呈现的诸多现象和变动趋势，的确可以上溯到明代中叶，下延到清朝时期。
晚明的时代特征，如果做一简单化的概括，似可归纳为两个字：“变”与“乱”。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充满了张力和矛盾。从中既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可以看到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既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又可以看到结朋结党的宗派混斗；既可以看到改革志士的励精图治，又可以看到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既可以看到个性的空前张扬，又可以看到欲望的极度膨胀……
挣脱束缚：晚明的变化与活力
肇建大明王朝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低微的皇帝。他在继承融汇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颇能体现其个人性格的国家体制和治理模式。“洪武体制”的特征，一是加强君权，即通过废除丞相制、分立五军都督府、地方上设置“三司”等办法，将军政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消除威胁皇权的各种潜在因素；二是固化社会，即通过推行里甲、户役、路引等制度，强调邻里之间的监督责任与扶助义务，严格限制人口迁移与流动，尽量使百姓的居住地和职业保持稳定；三是钳制思想，即通过宣讲“六谕”、移风易俗、学习《大诰》等活动，力图实现社会风习的纯美和思想意识的统一。朱元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治有序、安土重迁、邻里相助、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他确实获得了部分成功，但这种“画地为牢”的统治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凝固、思想僵化等负面影响。滥觞于明代中叶，至晚明臻于极致的各种变化，其总体特征就是对“洪武体制”的背离和挣脱。
初期的明朝，基本上是一个纯农业国家，工商业所占比重很小。朱元璋虽然并不否认商业具有“通有无”的作用，但却强调“崇本而袪末”，以严刑峻法打击“游民”，要求出外经商者必须申领“路引”，不许商人之家穿着绸、纱。这些规定和限制，在他死后逐渐松动和废阁，到晚明时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如在江南经济中心的苏州，“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姜良栋《镇吴录》）。处在辇毂之下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呈现出同样的情景，“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谢肇淛《五杂俎》卷3）。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士而商”、“商而士”现象日益普遍，以致发出“良贾何负闳儒”的呐喊（汪道昆《太函集》卷55）。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重商崇利的社会氛围。
朱元璋着力打造的凝固化、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到晚明时代也变得面目全非。在追逐商业利益、寻求生存机会、逃避赋役负担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里甲组织已难以维持空间的稳定性和户数的完整性，基本丧失了基层组织的功能。依存于里甲制度的粮长、里长、老人等“职役性地方精英”，难以保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以绅士为主体的“身份性地方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支配阶层。这一方面提高了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给地方治理制造了不少障碍。晚明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间组织广泛兴起，既有半官方性质的保甲、乡约，也有纯民间性质的宗族。此外，文人结社遍地开花，就连光棍流氓也成立了“打行”、“访行”等组织。晚明的社会风尚，与明代前期也迥然不同，侈靡风气弥漫社会，人们不再恪守传统的礼仪规范，安于既定的社会秩序，正如万历《重修昆山县志》所描述的：“邸第从御之美，服饰珍羞之盛，古或无之。甚至储隶卖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长，往往有僭礼逾分焉。”
晚明的政治体制，也难以维持朱元璋原初的设计，皇帝的决策权受到官僚集团的很大约束，重大事务都要交付廷议，参加者包括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以及科道官，但负责票拟的内阁大学士不能与会。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还要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晚明言谏之风甚盛，皇帝也常常受到激烈批评。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是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竟然上疏指责皇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样的奏章，在其他时代恐怕很难出现。晚明党社之活跃、党争之激烈，在中国帝制时代也是罕见的，以东林党、复社为代表的清流派，举起“天下之公论”的旗帜，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抗争。复社非常重视积累社会资源，开展了许多社会政治活动，甚至帮助周延儒谋得了首辅大位。在民间层面，晚明也是一个政治意识高涨的时代，社会舆论空前活跃，爆发了多次被称为“民变”的民众反抗运动。
明初定于一尊的思想意识，从明代中叶逐渐打破，晚明思想界多元而活跃，理学与心学争鸣，玄谈与实学并立，中学与西学交融。兴起于明代中叶的心学，到晚明已是广泛流衍，激发出一股崇尚个性的自由精神，最终造就出李贽这样敢于“颠倒万世之是非”的异端思想家。晚明的文艺，也是异彩纷呈，风行一时的“公安派”重视个性与情感，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作为晚明标志性产品之一的“小品”，随兴漫笔，直抒胸臆，隽永有味，诙谐有趣，鲜明地显露出当时的文学趣味。最能反映晚明时代特征的，或许还是小说创作的繁荣，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长篇小说《金瓶梅》和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这些作品满足了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发达、思想意识的多样和开放。
由变生乱：晚明的失序与混乱
变与乱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凡是剧烈变动的时代，往往也是混乱失序的时代。不过，变与乱的结果往往差别很大。有些社会最终走过动荡的变革时期，逐步确立了新的体制和秩序；有些社会则缺乏变革因素的增量积累机制，无法形成新的体制和秩序，只能通过恢复旧秩序而结束混乱局面。晚明时代，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因素、新趋向，在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分化、政局动荡、道德失范。换句话说，晚明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可逆的新变化，却未能引发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明朝在变与乱的交缠中走向灭亡。
从经济方面观察，晚明商业虽然高度发达，但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够充分。梁方仲曾经指出，明代商业资本“一马当先”、“一枝独秀”，远远跑在农业和手工业之前，因此是“虚有其表、外强中干”的“虚假的繁荣”（《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126-127）。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妥当，当然可以讨论，但当时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商业经营积累了巨额利润，但转入生产性领域的数额却很小，大部分都消耗于生活性或奢侈性的消费。这并非是商人的短视，而是没有形成稳定的投资渠道与激励性的制度环境。大量金钱游离于非生产领域，滋养了穷奢极欲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氛围，甚至贫穷人家也追慕仿效，造成“若狂举国空豪奢，比岁仓箱多匮乏”（崇祯《吴县志》卷10）的局面，给社会稳定造成很大挑战，所以张瀚叹息说：“今之世风，上下俱损矣！”（《松窗梦语》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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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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